历史︱专杂之间来回摆荡 中国科举考试范畴为何争论千年?
【01哲学编按】本文节录自英国历史学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博学者与他们的时代》,作者透过此书探讨“对学识具有百科全书般兴趣的”博学者们如何造就了时代,又是如何在日益专门化的文化里生存?本节录中作者比较了中国与古希腊两地文化异同,如何缔造各自身份不一样的博学者。
《博学者与他们的时代》:来自古中国的博学者
世上最美好之事,莫过于理解一切。
若说只有西方传统具备广博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那就太莫名所以了。事实上,中国古代典籍《中庸》便曾表达“广博学习”的意含,而且不只如此,除了“博学”之外还有“博物”;至于博学之人则被称作“博士”。这些概念于西元前五到二世纪便在中国出现了。
古代中国和希腊一样,也出现过学习范围的辩论,并且对知名的科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960-1279)的科举考生需要通晓古籍、诗歌、历史和政治。而北宋名相王安石(1021-86)在变法失败后,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官宦教育太过浮滥,强调“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其后数百年,中国就在专杂之间来回摆荡。例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1472-1529)在《传习录》里批评博学只会流于浅薄,主张自我省察与自我修为胜过追求外在知识。然而,清代于康熙和雍正年间(1679-1736)又曾施行“博学鸿儒科”的考试。
由于用语不同,使得中西难以直接比较。譬如中国古代思想里“就没有和古希腊文philosophia(哲学)相应的语词”及类别,而中国的“学科划分,从理论到实务应用,都和古希腊或我们现今大不相同”。中国和古希腊对主次要学问的看法不同,同样造成比较的困难。例如对中国文人来说,乐理、卜卦和书画赏析都是必备的学问。
从以下三人的生平著作,或许能看出中国博学者对哪些事物感兴趣,范围多广。战国时代的惠施(370-310 BC)兴趣广泛,虽然作品多已失传,但道家经典《庄子》里有许多关于他的著名轶事。《庄子》形容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但就像其他博学者常受到的批评,《庄子》也说惠施“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书名:博学者与他们的时代:通才是如何炼成的?从达文西到桑塔格,文艺复兴到当代最详尽的知识人文化史
作者:彼得.柏克(Peter Burke)
出版社:麦田出版/城邦文化
出版日期:2022年07月
古希腊老师多兼博学者
宋代则出了两名杰出的仕宦─苏颂(AD 1020-1101)和沈括(AD 1031-1095)。苏颂最有名的事迹是制作“水运仪象台”供官吏观天象,并在书里文图并茂描述了其中以水车推动的机械时钟的构造。此外,苏颂也绘制不少图像,包括星图,并且和同僚合力完成了《本草图经》,说明如何使用植物、矿物和动物治病。
至于沈括,有人说他“或许是中国科学史上最有意思的人物”。沈括写仪礼、天文(包括天文及占星)、音乐、数学、医学、施政、兵法、绘画、茶艺、医学和诗歌,还会绘制地图,包括颇具雏形的地势图。出使契丹期间,他记下当地人的风俗民情。当时一名史家评论他学识“渊博”,到了二十世纪更有人形容他是中国的莱布尼兹,只是他和莱布尼兹不同,似乎不曾想过将不同的知识统合起来。沈括最有名的作品完成于他退隐之后,名为《梦溪笔谈》,类似西方的随笔集,内容按照中国许多百科全书式作品的分类法,分成“故事”、“辩证”、“异事”和“书画”等。“笔谈”这种随兴所至的文体非常适合博学者。
比较古希腊和中国博学者或许可以带来不少启发,如同比较这两个文化对自然研究的古典解释。古希腊博学者对知识的贡献,通常和他们的老师身份有关,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到诡辩家都是如此。中国汉朝以降的博学者对知识的贡献则和他们在朝廷中的身份有关,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博学的人才能通过科举,而非专家。英国公务员有时被称作“满大人”(mandarin),便是出于同样期望,因为他们的考试就是参考中国科举制而设计的。
上述博学者中,苏颂曾经出任刑部和吏部尚书;沈括担任过司天监、也曾修筑渠堰、带兵和主掌财政,他的兴趣“深受为官经验影响”。当他因为派系之争而遭贬职,才有机会撰写笔谈(在欧洲,出于类似遭遇而完成的大作则有马基维利的《君王论》和克拉伦登伯爵的《英国叛乱和内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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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彼得.柏克Peter Burke,英国历史学家。1937年生,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士、圣安东尼学院硕士,剑桥大学文化史退休教授。柏克的研究专长在于历史思想领域、1450年至1750年的欧洲文化史,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其著作包括:《1450年至1750年间义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与社会》、《近代欧洲的通俗文化》、《社会学与历史学》、《法国史学革命》、《制作路易十四》、《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会谈的艺术》、《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网际互联网》、《历史的目击者》。相关著作:《制作路易十四:从艺术作品、纪念章、机密文件等档案,窥看统治者的权利与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