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欧洲船员与夏威夷妇女性交易 如何酿成“悲惨瘟疫”?

撰文: 八旗文化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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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节录自大卫‧伊格勒(David Igler)著、丁超译《打造太平洋:追求贸易自由、捕鲸与科学探索,改变人类未来的七段航程》第二章〈疾病、性、原住民〉。本书旨在研究人类在太平洋上的相遇、竞夺与交换如何影响世界?本选节以十八世纪英国海军及商船登陆夏威夷为引子,探讨疾病传播得更频繁的模式与后续影响,以及其中的调节因素。商船为疾病提供了温床,让疾病得以在太平洋广阔的水域中传播,感染岛屿人口并袭击美洲海岸沿线的各个社区。本节讨论因商贸而在太平洋一带岛屿蔓延的疾病,当中特别讨论了性病对原社区的破坏,和背后因经济不平等而带来的性暴力。学界虽然有不少讨论关于天花、疟疾、流感和其他疾病可能导致原住民族群的快速死亡和人口迅速凋零,然而这种对“疾病导致人类死亡”的过分强调,却往往掩盖了危害人类生殖功能的性病其实在不知不觉中造成同样严重的威胁。

夏威夷地图

疾病的爆发

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原生居民因外来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至为惊人,他们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些疾病,因此他们的免疫系统根本不堪一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在近代研究中,梳理了当时那种无所不在的死亡“恐惧”,乃至重新界定了先前大部份关于接触关系、原住民的抵抗,以及欧洲帝国之所以“得逞”的说法。一四九二年以后,欧洲人带来的病原体如洪水猛兽般袭击了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并透过各种管道传播到散布当地的原住民部落。这些病原体在一五〇〇年代随著西班牙帝国主义殖民者一起来到太平洋地区,尽管它们最初是循著西班牙的加雷翁大帆船的金、银交易路线,被分别传播至秘鲁、墨西哥、菲律宾和中国等地。按照全球疫病流动情形来看,被某位历史学家称之为“病毒和其他细菌共同市场”的这片更辽阔的太平洋,是相当晚近的接受方。的确,太平洋东北部区块的加入,或可算是形成这个共同市场的最后阶段。但是,无论具体时间为何,一七〇〇年代晚期在太平洋上开展的海上活动带来了病原体,导致原住民人口大幅锐减;在某些地方,才经过短短几代人的时间,当地人口便已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之多。

要想理解这段致命进程(及其社会、历史和流行病层面),便需要跳脱将其视为“原始土壤流行病”(virgin soil epidemic)的简单表述。在原始土壤流行病的模型中,外部引入的病原体几乎足以灭绝整个群落,因为该群落中的人口对此新疾病不具免疫力,而少数幸存者几乎没有能力恢复并重建他们的人口。在美洲及其他地方的某些感染,在群落之间移动的过程中,可能便带有毒性。但本章所探讨的,是让疾病传播得更频繁的模式与后续影响,以及其中的调节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经由不同管道引入的各种疾病类型、加剧病原体危害的环境条件,最后再加上严重降低生育能力并削弱个人免疫系统的外来性病。这些因素组合起来,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发挥了致命的作用,把“死亡媒介”带向原本健康的原生居民。

太平洋的原住民很快就发觉他们的身体不太对劲,而且还连带影响到整个家族与部落的健康。当然,在接触外来者之前,本土疾病及感染也同样左右他们的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但外国人传播的病原体却带来前所未有的病痛与高死亡率。“从前夏威夷人多能寿终正寝,但外国人来一来,夏威夷人尸横遍野。”十九世纪初夏威夷人有感而发道。不过,就算原住民和外国水手都不清楚这些新疾病的确切病源或病因,很多人还是意识到“商船”的到来与疾病爆发有所关联。原住民们就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感知。譬如,库克群岛的居民创造出新的词汇“Kua pai au”(或可解读为“我被船害了”[I am shippy]),来描述他们的病痛以及他们认定的原因:商船。定居于阿拉斯加南部的雅库塔-特林吉特族(Yakutat Tlingit)指责外国“疾病船”带来致命的疾病,而他们的萨满(巫医)则认为那是来接往生者上路的“疫病之舟”。又譬如,夏威夷人也把他们遭到流行病攻击的时间,追溯到首批船只抵达的日子。根据十九世纪夏威夷作家萨缪尔.卡马凯(Samuel Kamakau)的说法,在这些船只出现前,“没有致命疾病(luku),没有流行病(ahulau),没有传染性疾病(ma'i lele),没有侵蚀身体的疾病(ma'i 'a 'ai),也没有性病(ma'i pala a me ke kaokao)”。这么看来,即便原住民欠缺足以提供更具体病因的“细菌理论”,仍能正确地将外国船只判断为他们所遭遇新疾病的来源与载体。

十九世纪的医学研究者推导出类似结论。德国内科医师暨医学历史学家奥古斯特.赫希(August Hirsch,一八一七至九四年)发表了全世界最早的一份疾病流行研究报告,其中太平洋地区特别让他感到好奇,因为当时那里刚刚出现了流行病。赫希列举了一个又一个案例,全都发生在大部份读者从未听闻过的船上和太平洋地区:在停泊于智利海岸外的“君主”号(Monarch)上发生的流感、从大溪地一路传播到塔斯马尼亚的猩红热、沙加缅度谷地(Sacramento Valley)的疟疾、夕卡的伤寒、由英国双桅帆船“拉玛”号(Lama)传入北美洲西北海岸所造成的天花大爆发,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积极交流”大增而随处可见的梅毒。他为科学的进步感到振奋,在医学界有重大突破的巅峰期写出了这份报告,但他心里清楚,欧洲人航海所到之处,所谓“文明的餽赠”已经摧毁了许多原住民群体。

赫希这部共分三卷的研究报告,给人一种疾病随机出现的错误印象:这里出了天花、那里发生流感,然后又有其他地方出现麻疹。近代研究尝试建立因果关系模式来扭转这种认知,透过记录某种特定疾病的传入、传播途径与影响因素,以及在可能情况下的致死人数。话虽如此,疾病的传入与传播仍然存在某种令人费解之处。比方说,库克船长在一七七八年的第三次航行中,偶然发现了尚未绘入地图的夏威夷岛链,而偏偏就在此时,船员们把肺结核与性病带到了那里。随机性也因而被纳入成为影响许多当地疫情的因素之一。譬如,天花在十八世纪晚期侵击北美洲西北海岸的某些原住民部落,然而附近另一些部落却能维持其地理与社交屏障,没有受到感染。局部爆发有可能扩散得很远、更广,但也可能只局限在局部地区。

曾有许多人亲眼目睹了由外来疾病导致的健康恶化、濒死,乃至亡故等灾情。在原住民的口述历史中,保留了关于这些流行病的鲜活记忆。有个讲钦诺克语的老人名叫威廉.查里(William Charley),叙述了一八三〇年在哥伦比亚河一带,他的族人爆发“高烧与四肢抽搐”的故事。“印第安人在整条河的上、下游和所有支流处密集定居,”他说道,“这种病爆发了,他们毫无头绪,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每个得病的人都难逃一劫。全都死了。”除此之外,外国商人也留下了无数关于村落人口衰减的纪录。“我在航行中接触过的(许多)地方……这些地方现在已空无一人,都荒废了。”威廉.谢勒于一八〇八年行经下加利福尼亚海岸时写道。他叙述一个原住民部落的人口数从原先的七千人减少到只剩下五十条“人命”;他想不出除了“令人厌恶的性病”,还能有哪些原因会造成如此惊人的人口衰减。从这些及无数第一手资料中,我们已能确定,当时人们其实相当了解疾病的影响程度。原住民人口凋零,就这样在一群完全明白其中缘由的人们眼前发生。

性交易中的幻想与胁迫

短命的查尔斯.克莱克在一七七九年死于肺结核之前,在海上度过了他的大半人生。他曾在英国四次最著名的环球航行中担任海军军官──先是约翰.拜伦船长(John Byron)于一七六四年至六六年指挥的海豚号航行,接著是库克船长的三次远征探险。很少有军官能够积累如此耀眼的资历,更难得的是其中还有著不少考验胆识与机运的时刻。英法七年战争期间,未满弱冠之年的克莱克登上英国皇家海军七十四门火砲战舰“贝洛纳”号(HMS Bellona)并踏上征途。在与法国海军“勇气”号(Courageux)交战的过程中,他跨坐在船尾桅杆的顶端射击,没想到桅杆下方却被对方的火砲轰断。克莱克随即从高处掉落海中,但最后幸存下来。此后,他在余生中时常讲起这故事来娱乐朋友(而且总会提起跨坐在桅杆上这一景象的阳具意象)。

军官同僚和船员们都非常喜欢追随克莱克。他身上几乎完全看不出英国军官阶层的傲慢,而且在与库克船长的最后一次航程中,他并没有因为在债务人牢狱里吃的苦头而心怀怨恨。“万岁!我们启航了,”他登上发现号之后写信给班克斯,当时库克已在三周前指挥决心号驶离英国。“我担心会赶不上(库克)。”尽管克莱克在狱中吃尽苦头,但他仍打算跟过往参与的前三次航行一样,与水手们共同享受太平洋上的许多乐趣。对于这一点,他的一位朋友留下了佐证纪录:“克莱克是个很上道的长官。在喝酒、玩女人方面,他和任何精于此道之人同样老练。”

无论在太平洋航行中发生了哪些事(交易、探险、与原住民爆发冲突、调查当地,以及许多艰苦工作),性的探索都是绝大多数水手此行的头等大事。有些刊物写手只隐晦地提及水手与原住民妇女的互动,但也有人坦率地描述他们与“顺从的”妇女相遇的故事。美国海军军校学员威廉.雷诺兹(William Reynolds)在一八三九年乘坐“文森斯”号(Vincennes)行经南太平洋前往夏威夷,他就曾被一名特别的年轻女孩迷倒,并陷入了性的幻想。雷诺兹在萨摩亚的最大岛土土伊拉岛(Tutuila)上一座叫作阿梵嘉-阿洛发(Avenga Alofa)的村子度过了一晚,他描述受到当地一群男女和孩子们欢迎的情形:“我的眼睛很快就被一位优雅美丽、气质出众的年轻女孩吸引,她站得距离其他人很远,大约十五岁,是典型的天真少女。”雷诺兹称这个女孩为“爱玛”(Emma),并指出她是当地一名“王子”曼尼托亚(Maneitoa)的女儿。“我的公主有一种甜蜜的魅力,令人无法抗拒。如果我年轻五岁的话,一定会爱她爱得无法自拔。”二十三岁的雷诺兹如此写道。

雷诺兹在与爱玛缠绵了好几天后才返回文森斯号,然而他在岛上的这段时间,却极可能公然抵触了萨摩亚的“陶波”(taupou)制度,这是一种强烈要求少女们守贞的价值观。爱玛还另外带了一名更年轻的好姐妹“伴侣”,雷诺兹写道:“(有一天)我与她们两人手牵手,漫步穿过村庄……一直来到那座‘大房子’。我在那里解开束缚,给了我两位伴侣我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当礼物。”雷诺兹所谓的“束缚”和“最宝贵的东西”究竟是指什么(他确实特别强调这两词),依然没人清楚──他究竟是指实质的礼物,或是肉体的欢愉?还是说,他是一个接著一个来的?如果说他的确切意思模棱难辨,那他随后的白日梦倒是浅显易懂:

我不禁想从此活在这伊甸园中——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丝愿望,让我从船上解脱出来,在曼妙芬芳的树荫下,尽情享受爱玛的甜美──让花蕾成熟绽放。我将珍爱花朵,永远戴著它!多么美好的梦境啊!──何况,这是人类天性。

雷诺兹想从船上出逃,到岛上“伊甸园”生活的幻想,反映了数不清的海滩流浪者的人生经历,事例包括从一七八九年的英国海军“邦蒂”号(HMS Bounty)叛变事件,到一八四二年赫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潜逃到马克萨斯群岛等,不胜枚举。然而,就算这一切幻想看似浪漫,也掩盖不了欧洲男人花钱买春与宰制年轻女性的丑陋现实;其中有些少女甚至年纪未达青春期,她们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不过,雷诺兹义正词严地说道:“请别说这不切实际,除非你亲身尝试过。”

这些水手们也确实都尝试过了。在太平洋航行的军官及船员都热切期待与海岛妇女一同享受“欢愉”或“身心爽快及呼来唤去”的良机。 一八〇五年八月十九日,威廉.谢勒在接近夏威夷时,见到“大批原住民,其中有男有女”靠近莱利亚伯德号,于是记下了他们带来“提神之物和其他好东西”的情形。谢勒也隐约地提到了性的机遇,说明了打从库克抵达夏威夷后几十年来,太平洋航海者心中几乎都藏有共同的念头。一七七八年,一丝不挂的年轻女性游向决心号与发现号──库克船长是这趟航行中极少数的禁欲主义者之一,他深怕“最严重的瘟疫”即将传播开来,于是试图禁止他的水手与岛民发生性关系,但徒劳无功。库克船长的外科医生大卫.山威尔(David Samwell)描述这群“极其美艳”的女人,他说:“她们使尽一切手段诱惑我们的人……(当然)她们不会被拒绝。”35船医助手威廉.艾理斯(William Ellis)也同意道:“世上再没有人能比这些(年轻女子)更沉溺于性爱。”他说,并提到其中一些“根本还未满十岁”。四十年过后,“英雄”号(Héro)的爱德蒙.勒.内特雷尔(Edmond Le Netrel)在其航海日记中,描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场景:他的船长允许船员来者不拒地把女人带上船,但首先,必须完成份内的工作,并且明令这些女人在船上不得越过主桅。某些报道或许指出这种性交易带有“胁迫性”,但大多数观察家都忽略了“权力”在此中扮演的角色。

受到萨缪尔.瓦利斯(Samuel Wallis,一七六七年) 、路易士.安东尼.布干维尔(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一七六八年) 和詹姆士.库克(一七六九年)最初接触的报告影响,大溪地成了西方人心目中象征“性爱天堂”的原始岛屿。布干维尔在形容年轻女子一窝蜂地涌向他指挥的“拉布杜埃”号(La Boudeuse)和“星辰”号(Étoile)船队时问道:“你想想,四百名年轻法国水手已经大半年没见过女人,一下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难道你还管得住他们吗?”尽管布干维尔声称他禁止女人上船并保持戒备,但还是描述有一名“年轻女孩”偷偷爬上了船,然后“毫不在乎地脱下袍子给众人看”。甲板上下一片混乱,人们争先恐后地向这位“维纳斯”挤眉弄眼。布干维尔承认:“我们想尽办法约束这些著魔的人,但这就跟约束自己一样困难。”唾手可得的性爱让水手们欣喜若狂,所有参与狂欢的人个个都把这些女子形容为淫荡母兽。拉佩鲁兹曾如此阐述复活节岛上的景况:“没有一个法国人滥用他被赋予的野蛮权利;(但是)如果存在某些情不自禁的时刻,那么情欲和交好便是一种礼尚往来,而且总是女人们采取主动。”39有时,女人们火辣的热情显然嘲弄著她们目睹的一切──譬如水手们笨拙而无法持久的性能力。某位学者写道:“(欧洲人)或可褒奖大溪地人天真、快乐与性感,却不能说他们带有心机──他们不晓得即便是野蛮人,也有办法嘲笑别人。”

性的交易如此频繁,使得原住民普遍染病、造成不孕乃至威胁性命,而这背后的驱力究竟为何?在欧洲与美国水手看来,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这些男人离家多年,就像布干维尔所说的,“已经大半年没见过女人”。他们个个渴望性交,而且最好是他们心里期待的那种合意交欢。话说回来,货物交易的支付方式如果直截了当,最终都会是“皆大欢喜”,不管货物究竟来到谁的手上。然而,当原住民妇女插上一脚,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往往出现从合意交欢,变调成胁迫及强奸等一连串发展。

欧洲与美国水手们认为,玻里尼西亚到处都有心甘情愿的女伴──尤其是在夏威夷、大溪地和马克萨斯群岛;在这些地方,水手们敢在甲板和海滩上直接与当地妇女性交。有不少学者对这当中的文化因素展开研究,以解释某些玻里尼西亚妇女为何这么情愿与外来者发生性关系,特别是在双方开始有所接触的早期。对于夏威夷的情况,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断言:“性就是一切,代表地位、权力、财富、土地及拥有这一切的安全感。也许,幸福的社会可以让追求生活中所有美好事物本身,变得如此令人愉快。”凯洛琳.罗斯顿(Caroline Ralston)则将菁英或“贵族”夏威夷女性与“寻常”夏威夷女性加以区分,并指出寻常的夏威夷女人“向外国水手投怀送抱,是为了实现他们既定的文化习俗与信仰”。话虽如此,但在这些文化解释的背后,更有著年轻女性冀望在社会上晋升的动力:她们从异乡人身上获取“玛那”(mana,又称灵力)、在村落长者的关注下履行职责,并且逐渐形成一种风气,即以性服务来换取“购买外国商品”的优惠管道。交易商品时获得优惠至关重要,而女人们发现自己有能力加以左右。库克船长的水手就曾拼命地从船上甲板拔出长长的钉子来弥补他们的性伴侣。数十年后,海军军校学员威廉.雷诺兹对于能够“挑选三名最漂亮的贵族少女”而“欢欣雀跃”,他得意地说道:“我只用了些小玩意儿来换。”

就这样,长钉、铁钩、小玩意儿,还有硬币,促成了一个在太平洋许多海岛蓬勃发展的性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从最初接触时期提供小小报酬而开始的行为,却在往后的年月里演变成一个公开且有组织的强迫性交易体系。其实,在整个情境中,卖淫必然有某种程度的强迫成份,就算不存在强迫,接客女子也绝对无法要求买春者必须动作斯文、立意良善,或是就交易条件讨价还价。回想布干维尔描述的场景,他提到拉布杜埃号和星辰号周边围满了大溪地的独木舟,“上面挤满了女人……这些女精灵大多一丝不挂,因为身上的袍子已被陪同前来的男人与老妇脱下”。这些被长辈们脱光衣服的妇女和女孩,在这脸红心跳的过程里沉默不语。“那些(村里的)男人们,”布干维尔继续说道,“怂恿我们挑一个女人并跟着她上岸,他们露骨的手势立刻让我们明白了该带她上岸干些什么事。”布干维尔这番耸人听闻的描述,没有提到进行这些亲密接触的确切条件与女人们的同意程度。不过,有些观察者及参与者对其中权力的运作与性暴力更加清楚。库克船长第二次航行中的随船博物学家乔治.莱因霍德.福斯特(George Reinhold Forster,一七五四至九四年)记录了毛利男性如何“占自己的女人便宜,把她们卖给船员”,他写道:“他们被这些女人给迷倒,而这些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被自己的父亲拖进船舱深处,在暗黑深渊中满足禽兽的胃口。”在玻里尼西亚,不断扩大的性交易市场导致无数原住民男女丧命和健康恶化。

如果欧洲与美国水手普遍将太平洋海岛视为性爱天堂,那么东太平洋海岸线则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在那里,武力的使用和父权统治主宰一切。从阿拉斯加到下加利福尼亚,原住民妇女被当作人质虐待、也被公然当成性奴隶进行交易,并被胁迫卖淫来换取商品。十八世纪晚期,在阿留申群岛建立滩头定居点的俄罗斯商人扣留阿留申妇女作为人质和性伴侣,进而强迫当地男性猎人猎取海獭皮毛及生皮。西班牙士兵和水手靠著以物易物与武力并用,沿著下加利福尼亚海岸一路北上至奴特卡湾,与原住民妇女发生风流韵事。还有其他欧洲人利用北美洲西北海岸部落既有的奴役体制,与被奴役的原住民妇女发生性关系,而她们的主人则靠著这种交易轻松获利。

虽说在不同地区,妇女卖淫的情形(无论被奴役与否)不尽相同,但这在北美海岸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一七九二年在奴特卡湾,西班牙博物学家荷西.马里安诺.莫西诺(Jose Mariano Mozino,一七五七至一八二〇年)记录了努查努阿特族土司(taises,即酋长)的作为:“土司们自己便要求这些(下层阶级)妇女下海为娼,尤其是向外国人卖淫,以便从此业务利润中捞取油水。”不过也有别的说法,说这些妇女并非单纯的“下层阶级”,而是在战争中被俘获的奴隶,其实努查努阿特族男子拒绝让自己部落的女人和外国人交易。有一次,威廉.谢勒的船员在某个尤洛克村落附近登岸打算寻欢,就曾碰过钉子。他们提出与“年轻女孩”发生性关系的交易条件,遭到尤洛克男子断然拒绝。水手们退而求其次,想改找年长妇女,但据谢勒说,尤洛克男性“非常容易为他们的女人吃醋,所以,不管女人们是因为惧怕还是为了贞操,都拒绝了我们的水手提出的所有条件,尽管她们觉得有些条件很有吸引力”。显然,谢勒先前在海岸线的经历让他以为性爱在那些地方唾手可得。但就跟其他外来者一样,谢勒搞不清楚那些被奴役、毫无招架之力的妇女,以及那些在部落中不在乎报酬、根本没兴趣与外国人发生性关系的自由女人,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从这些发生在太平洋地区的性接触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首先,性关系在整个地区的人际接触过程中无所不在;性是不对等的物质、文化和流行病交流的一部份与附带物,这些交流在一七〇〇年代末和一八〇〇年代初期改变了整个太平洋地区。第二,虽然这类性关系的本质包括从双方合意交欢,到大规模强奸不等,但总有某种程度的胁迫成份,致使年轻女性用自己的身体来满足外国男性的需求。对于物质利益的指望,不管是为了自己、长辈,或是奴隶妇女的主人,都使得当地女性与外来者进行性交易一事变得日益普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性关系对妇女在群体中的生殖能力造成影响,并给当地居民的健康带来灾难性后果。外来输入的性病迅速透过家庭和社群在原住民男女间传播。生育率和出生率大幅下降,而健康恶化与慢性疾病越发普遍。婴儿死亡率上升,大量成年人也因外来疾病的并发症而死。那么,导致这场灾难的生物媒介有哪些呢?

细菌来袭:梅毒螺旋体和淋病双球菌

病原细菌“密螺旋体属”(Treponema)会引起性病性梅毒,并且与另外三种密螺旋体疾病密切相关:地方性梅毒、热带莓疹(yaws)和斑纹病(pinta)。后面这三种属于皮肤病,通常透过肢体接触传播,早在十八世纪之前,它们便出现在太平洋某些地区的人群当中。它们既不致命,也不威胁人类生殖,而是会在人身上产生难看的斑痕和乳头状瘤,通常类似于性病性梅毒的病征。56相较之下,性病性梅毒(梅毒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会破坏皮肤组织、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和内脏器官,对感染者的整体健康及精神状态造成毁灭性打击。性病性梅毒很容易透过性交传染,一旦感染后,也可能传染给孕妇体内的胎儿。这种先天性感染最常见于女性感染性病性梅毒后的最初几年,极可能导致流产、死胎、早产和极高的婴儿夭折率。病人患病后多年未经治疗,还可能会引发梅毒疹、肌肉及骨骼系统麻痹,以及痴呆。淋病细菌(淋病双球菌[Neisseria gonorrhoeae])则较少引起前述疾病,但也同样容易透过性交传染,经常导致男性及女性不育。事实证明,这种感染对妇女的子宫、输卵管和卵巢具有强烈破坏性──这类征状在今日被诊断为盆腔炎和子宫内膜炎。

在医学意义和可能的治疗方法上,外国水手和原住民显然有著不同的理解。对受感染的欧洲水手来说,若在最好的环境中(有著营养的食物、不感染新疾病,以及接受抗生素问世前所施行的医疗介入),他们就能够撑过这些疾病,并在往后几十年内保持相对良好的健康。至于感染这些新疾病的原住民,性病对个人和整个群体来说,绝对是场灾难:外来疾病造成慢性健康恶化,生存危机导致人们营养不良,而且他们的医疗方法无法应对这些病征。诸如玻里尼西亚医者使用大溪地栀子花(Gardenia taitensis)来治疗泌尿生殖道和睾丸发炎的传统草药疗法,几乎难以阻挡性病的蔓延。

对于密螺旋体引发的疾病,特别是性病性梅毒,科学和历史上对于其起源与传播的争论仍在继续当中。五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已被归结为到底是不是旧大陆的人群将梅毒传到了新大陆──鉴于欧洲曾将灾难性疾病带到美洲,那么美洲原住民是否也在一四九三年后的几十年里,至少回敬了哥伦布船队一种细菌性疾病,使它如野火般在欧洲蔓延?再者,性病性梅毒不同于一般疾病,它更是一种劣迹斑斑的疾病,与性关系的不检点、龌龊,甚或野蛮起源等文化包袱有所关连。近代研究愈来愈质疑性病梅毒是否真的起源于新世界。

不论其起源为何,曾有一种特别致命且“最猖獗的水痘”在一四〇〇年代晚期和一五〇〇年代席卷了整个欧洲;同时间,欧洲水手及商人的生殖器上也带著这种明显的新型水痘,开始前往非洲、亚洲和非洲进行全球之旅。这时,太平洋大部份地区仍然自外于欧洲海上航行与水痘,直到十八世纪晚期,从南太平洋、夏威夷到北美海岸,许多当地人身上都出现了这种令人痛苦和衰弱的病征。这种疾病在这些新感染人群中造成了浩劫,而这正是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接触过性病性梅毒,才导致了类似于欧洲人群中首次爆发时的反应。

在太平洋地区,原住民身上的病征甚至吓坏了那些对于治疗该疾病具备长足知识的欧洲观察者,法国外科医生克劳德-尼古拉斯.罗林(Claude-Nicolas Rollin)在一七八六年所描述的在茂宜岛岛民之间“盛行”的性病便是明证:

这是人类所曾遭受最羞辱、最具破坏性的灾殃,在这些岛民中其表征为以下症状:肉芽肿包和因其化脓而产生的疤痕、小肉瘤、扩散到骨头的溃疡和骨疽、淋巴结、外生骨疣、瘘管、泪腺和唾液腺肿瘤、腺病质肿大、顽固性眼疾、发炎性结膜溃疡、视神经萎缩、失明、瘙痒性疱疹发炎化脓、慢性四肢肿胀,还有发生在儿童身上的头皮癣或恶性癣,从里面渗出恶臭刺鼻的物质。我注意到,这些不幸的淫欲受害者,在成长到九岁或十岁的年龄时,大多都会虚弱无力,因身体消瘦而疲惫不堪、还会患上佝偻症。

罗林医师非常清楚自己观察到了些什么:罹患二期、甚或三期梅毒者未接受治疗的惨状,而且那些儿童患者很可能有著先天性梅毒。对于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来说,这种景象也同样令人惊骇。一七八八年,詹姆斯.科尔内特(James Colnett) 的船停泊在夏威夷岛附近,他后来描述了那些上船拜访的当地男子的模样:“我看到那些人长满鸡痘的恐怖模样。想像你浑身上下都在流脓的样子,就知道了。”

库克船长划时代的“首次”接触过后,罗林医师和科尔内特还是睽违七年来、第一批再次造访夏威夷群岛的人。这两名观察者都见证了三种相互关联的现象:库克船队的水手们开启的性交易市场、一种顽强细菌传入了岛屿群体,以及性病对夏威夷人身体的影响。罗林和科尔内特并非唯一意识到科尔内特口中所说的“首批发现者带来的疾病”的人。65相反地,无论外国人或本地原住民都晓得,这种疾病来自船上那群有著强烈性欲的军官和船员。

《打造太平洋:追求贸易自由、捕鲸与科学探索,改变人类未来的七段航程》 作者:大卫‧伊格勒 ︱译者:丁超 译|八旗文化 日期|2022年3月

夏威夷和“悲惨瘟疫”

查尔斯.克莱克对于疾病透过性行为传播的情形不大在乎。他知道水手们大多都染有性病,但他也相信这些疾病只需相当简单的治疗便能搞定。当展开即将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次航行的三个月后,克莱克和他的“老友”库克船长一起停泊在好望角,期间他给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班克斯在太平洋航行时,在性方面的活跃程度远远胜过克莱克。“在航程中,我们有少数船员感染天花,还有一大堆人得了花柳病,”他告诉班克斯,“等到抵达目的地,所有水手都已清理得相当干净,十分健康。”克莱克并未说明所谓“清理”治疗的细节,不过除了对患者搓刺、刮擦之外,可能还牵扯到各种混用汞、砷、碘化钾的疗法,或许也用了某种西印度群岛的愈创木树脂所制成的浓稠调合药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前述办法都没有效。无论克莱克观察到水手们的健康状况出现了何种改善,都是出于疾病本身自然发展周期的起伏,而不是源於伦敦外科医生或江湖术士通常提供的“治疗”。

在一七七七年夏天,由于船员们在大溪地频繁生性行为,他们身上的淋病与梅毒这次爆发得更加猛烈。库克的随船天文学家威廉.贝利(William Bayly)在一七七七年十月十三日写道:“我们有一半的水手长了鸡痘,另外有四、五个人出了黄疸。”这时候,船员们已经非常虚弱,船上甚至已没有足够人手执行任务。岛上任何居民如果与这些男人发生性接触,都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库克完全清楚这项事实。两个月后,当决心号和发现号来到夏威夷群岛,库克很担心他的手下会把疾病传染给夏威夷妇女。由于他的船员仍不断抱怨性病的痛苦,他让船医大卫.山威尔诊察他的船员,并“下令无论如何都不准女人上船”(这确实是他的原话);此外,他也禁止船员以任何方式与她们联系,同时命令患有性病的船员不准离船。但是才不到几天,“联系”还是发生了,这让库克不得不承认发生了他千方百计想要避免的事情。

至此,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与库克的处置变得至关紧要。在首次“发现”夏威夷群岛期间,两艘船在夏威夷八大主岛最西边的可艾岛与尼豪岛停留了不到两周。库克、克莱克和其他探险队队员没有找到东边更大、人口更多的岛屿,但他们肯定意识到了那些岛屿的存在。两周过后,决心号与发现号启程前往北美海岸和白令海峡。九个月后,他们返回夏威夷群岛;这一次,她们找到了该群岛东边的茂宜岛,距离上次的登岸点约二百五十海哩。尽管距离遥远,库克已开始为自己担心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苦恼。

一七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决心号的船员看见了陆地(茂宜岛),几小时之内,成群的独木舟便靠近了决心号。从库克对这次遭遇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的担忧:

我看见有几条独木舟向我们划来,于是就把船停下。它们一靠近船舷边,操舟者就毫不犹豫地爬上船来。他们和背风群岛(the leeward islands)的岛民同属一个民族,如果我们没猜错,他们已晓得我们到过那里。事实上,这点似乎相当明显,因为这些人都已患上了花柳病,而且我不认为他们还有其他感染途径。

库克并未叙述往常的欢迎场面或原本热切期待的交易,而是立即察觉在他离开的九个月里,性病已蔓延到了整个岛屿。这是库克悔恨交加的时刻(“我本想阻挡的恶魔,”他写道,“已经渗透到他们当中。”),同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一手导致的历史造业。船员把可怕的疾病传给了一群猝不及防的人,库克知道这将带来毁灭性后果。

夏威夷人很快便领教到自己承受的苦果。当时有关这种疾病在原住民间迅速传播的叙述,只出现在英国军官的文字纪录中。尽管英国人对这件事避而不提,但仍确定夏威夷人已经晓得该疾病在岛屿之间传播,以及外国人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抵达茂宜岛两天后,海军军校学员爱德华.里欧(Edward Riou)写道:“我们听说昨天有许多原住民在决心号上抱怨感染性病,其中一、两人接受船医检查,并确认染病。他们被问到岛上的情况,说岸上有很多男女都已染上这种疾病,并提到了阿托维岛(Isle Atowi,即可艾岛),就好像是我们去年把它留在了那里一样。”里欧提到,西班牙人有可能更早到过这里并传入了性病,不过他也承认道:“最后看来,是我们自己给这些困顿苦恼的人带来了永无止境的悲惨瘟疫。”发现号上的查尔斯.克莱克也听到了类似消息并说:“第一个上船的人告诉我,他很熟悉这艘船,他以前在阿托维岛时曾上来过……然后他讲了一些过往轶事,让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克莱克并未谈到这人是否也感染了“悲惨瘟疫”,但他证实了原住民了解瘟疫传入的始末及其毒性:

这里许多人,有男有女,都在说我们的船带来悲惨的性病,指控我们上次到访时把性病传染给他们。他们说,这性病治不好,而且他们又没有解药,病情只会愈来愈严重。他们还抱怨病痛各阶段出现的各种症状,把他们活活折磨到死。

显然,克莱克对此指控很不以为然,他试图把疫情爆发的责任赖到夏威夷人头上。克莱克毫不负责地指出,比起此前造访过的其他岛屿,这种病在夏威夷“爆发得更加剧烈”,他说:“我想大概因为……夏威夷人平日饮食中吃的盐不够多。”但是,克莱克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

这许多纪录显示,夏威夷人的困境、疾病的起源及其毒性,都已被直接而粗暴地突显出来。他们已经晓得,这种身体上的疾患不仅只是瘙痒或疼痛,而是一种能在短短几个月内使带原者丧失生理机能的疾病。在库克第二次造访时,夏威夷人尚未传出流产、婴儿夭折率高和不孕的情况,但后续二十年的造访者则写出了当地人口减少的报道。他们看到性病普遍肆虐的迹象,譬如疤痕、溃疡、不健康的儿童和成人,以及荒废的村庄。

可以想见,夏威夷人必定在寻找具体的治疗方法,同时也更广泛地寻求在人体健康、繁衍及社会状况剧烈变化背后的宇宙成因。由于缺乏这一时期的相关史料,人们只能推测他们曾经尝试过的特定草药和治疗方法。但夏威夷学者们指出,这是人们与土地(’aina)太过“疏离”,以及身体(kino)、精神(wailua)和心灵(no’ono’o)之间失去平衡所致,这种平衡关系维系著人体的健康与安宁。夏威夷的卡胡纳(Kahuna,夏威夷语中的“智者”)医者想必曾经苦苦寻思这场危机的真义,在接下来的百年里,许多夏威夷平民与菁英还要继续仰赖他们的知识与治疗。

有些夏威夷人怪罪自己祖先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和性习俗,尤其基督教在一八二〇和三〇年代开始在当地流传,使得这种说法更为普遍。作家大卫.马洛(David Malo,一七九三至一八五三年)就一份罕见的、关于一八三〇年代人口减少的当地证词指出,在“库克船长到来”之后,妇女成了疾病进入群岛的管道,致使王国“沦为一具骷髅”。根据马洛的说法:

群岛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夏威夷女人和某些外国人之间行为放荡……(外国人)用一种肮脏的疾病污染了夏威夷女人。而且,这种疾病在百姓间流行,甚至害到儿童,使得群岛上所有人都染上这悲惨的疾病。

虽然马洛直白地谴责库克的水手传入了疾病,但他认为女人“放荡”也罪责难逃——他对此事件全然以父权主义来解读,忽略了夏威夷男性在早先性活动中的主导力量,不过这种解读倒也十分吻合马洛传达的基督教宗旨。“为此,上帝生气了。”他如此总结。某些基督教传教士也同样谴责夏威夷妇女,至于夏威夷人有多认同马洛的父权主义观点,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马洛没能交代清楚的,是他的基督教传教士同僚在一八三〇年代所发现并列举的广泛的不孕症和婴儿死亡率偏高等新情况。根据阿德马斯・毕夏普牧师(Reverend Artemas Bishop)的说法,性病“最大的遗害是破坏生殖能力,因此绝大多数夏威夷家庭都没有孩子”。传教团在一八三〇和四〇年代对茂宜岛、欧胡岛、可艾岛和夏威夷主岛的人口普查纪录,惊人地印证了毕夏普牧师的结论:婴儿死亡率不断上升、纪录中的死亡人数远超过存活的新生儿数目,而且出生率随著不孕症的蔓延而持续下降。一八五〇年代的一项研究纪录显示,原住民人口数目宛如自由落体般下坠,平均每十一名妇女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况且,这些婴儿及儿童的存活率极低。一名来自夏威夷开鲁亚(Kailua)的传教士报告说:“在此教区,超过一半的儿童会在第一次牙齿发育期结束前死亡。在希洛(Hilo)区……也差不多有近半数孩童没能活过这期间。”

历史人口学家仍在争论夏威夷接触西方之前的人口数目,人数从大卫.斯坦纳德(David Stannard)提出的八十万到其他许多学者提出的较低数字(从二十五万到五十万人)不一而足。无论如何,疾病导致夏威夷原住民人口急剧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也让当地与西方接触后的生活变得十分惨淡。夏威夷有不少原住民因为感染结核病和伤寒等传染病而死去,这是已知事实,但梅毒和淋病的广泛传播可能才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两者所导致的不孕症和慢性疾病。当代报道与新近的人口统计研究都证实了事件的前后因果关系,可以追溯至库克的首次登岸,一直到后来当地人与外国人发生性关系导致的社会混乱与人口崩溃。

结语:死亡的真相

东太平洋地区的新贸易关系使原住民群体从此与外来的、极其致命的生物媒介纠缠不清。更具体地说,商船为疾病提供了温床,让疾病得以在太平洋广阔的水域中传播,感染岛屿人口并袭击美洲海岸沿线的各个社区。想当然尔,有些传染病是经由陆路传播到太平洋地区,也有些疾病是透过非商业航行进一步传播;譬如,传教士的活动绝对会传播细菌,而早在十八世纪末之前,西班牙征服者便已把致命的细菌带到了美洲和太平洋部份地区。然而,在一七七〇至一八四〇年代这段期间,商船是疾病传入和传播的主要媒介,在太平洋上完成了“全球微生物大一统”。到了一八五〇年,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微生物几乎已在太平洋每个人口聚集地中流通。

虽然有些疾病(天花、疟疾、流感和其他疾病)可能导致原住民族群的快速死亡和人口迅速凋零,然而这种对“疾病导致人类死亡”的过分强调,却往往掩盖了危害人类生殖功能的性病其实在不知不觉中造成同样严重的威胁。外来的梅毒和淋病给原住民妇女、男子和儿童带来灾难性后果,包括出生率降低、婴儿夭折率升高和慢性疾病,种种都破坏了原住民群体对其他外来病原体的免疫力,最终导致人口急遽下降。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并非是原住民群体对性病或其他疾病的免疫反应较弱;实际上,他们的生物反应和大多数群体面对一系列新型致命细菌时的反应一致。然而,这些疾病发生在剧烈的社会变革、生存危机和暴力时期──而原住民人口的恢复与重新增长,必须等到二十世纪的历史时空才得以发生,也就是东加学者艾裴立‧浩欧法所认定的那种孤立、隔离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

正如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举证的那般,疾病的传播及其可怕影响并非在沉默、黑暗或无法理解的情况下展开。反之,它就发生在外国人眼前(有时也发生在外国人身上)──也就是说,这些外国人很清楚自己看到了什么。他们常常就此发表文章,而对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反应也各不相同。这样说并不是对所有携带疾病的外国人的全面指控,也并非暗示他们早已了解疾病媒介和病因的科学,而是坦承疾病的临床特征和人口凋零的后果其实显而易见,而且具有完整的纪录佐证。在这整段时期中,原住民已经表明他们的遭遇和疫情发生的可能原因;对他们来说,这些前所未有的死因不言自明,并不需要靠西方医学来解释。

【本文获八旗文化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辑撰写】

作者简介︱大卫.伊格勒(David Igler)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副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太平洋海岸分会主席。主要从事美国西部、太平洋、加利福尼亚等领域的历史研究。著有《工业牛仔:米勒、勒克斯与“远西地区”的转型,一八五〇至一九二〇年》(Industrial Cowboys: Miller & Lux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r West)、《加利福尼亚人文传统》(The Human Tradition in California)。

出版资料——
《打造太平洋:追求贸易自由、捕鲸与科学探索,改变人类未来的七段航程》
作者| 大卫‧伊格勒(David Igler)
译者|丁超
出版|八旗文化
日期|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