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局势｜从西方中心的态度看待伊斯兰　为何有失公允？

阿富汗战争的新形势再次引起全球关注，在国际上名声不佳的塔利班已经全面夺权。自从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都一直与恐怖主义、宗教狂热、神权制、保守愚昧，甚至是反人道等名词结合。虽然塔利班建立新政权后承诺会采取相对开明的政治取态，但国际舆论都偏向不信任或抱观望态度，这与塔利班和一些伊斯兰政治组织以往行动的反现代倾向很有关系。

对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这种敌视、恐惧和怀疑的观感，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很大程度的偏见和陌生感。将中东、北非各个民族或者穆斯林等同为恐怖分子当然错误而且愚昧，但是我们也不能停留在一种天真的文化包容视角，认为穆斯林只是被他人误解，因为事实上，一些现存的穆斯林国家和政治组织不单没有努力纠正他人这种偏见，甚至明确地反对现代文明价值，例如民主制、性别平等、宗教多元主义；而且，与西方文化、日本文化等比较，伊斯兰文明也与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联系性，这些伦理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使得非穆斯林难以理解和认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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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伊斯兰文明学者马歇尔・哈济生（Marshall Hodgson，1922-1968）寿命不长，也因此著作不多，但他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去分析伊斯兰文明，提供了许多理解现代穆斯林的深刻概念。哈济生最有名的著作是三大卷的《伊斯兰文明》（The Venture of Islam），但是，今天我们会引用他在《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这部文集中的思考。

难以摆脱的西方中心视角

这部文集中的文章和讲稿多在五十年代写成，当时的世界政治舞台主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西方与苏联的对立，但哈济生的观察和研究己经洞察到今天的现象。美国当时并未深度参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纠纷，而在学术界，伊斯兰研究属于欧洲东方学（European Orientalism）分支，他们当时只是抱著一种对他者文明／其他族裔（非西欧、非白人、非基督徒）的好奇和倾慕态度。哈济生却认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观望东方的视角是不正当的，因为伊斯兰文明并不只是西方文明的他者，也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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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济生认为，西方中心态度不单对伊斯兰文明来说不公允，也无法客观理解世界历史。西方中心视角模糊了特殊性与普遍性，将西方文明等同为现代社会特性，在解释社会进步时，将一些普遍的、各个文明都能实现的活动和价值（例如合理的社会分工、法治、科技、平等主义）理解为西方传统和民族或地理特性（例如认为唯独基督教有平等思想、海洋文明才能有文化包容性）。

欧洲基督教文明在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急速发展，财富、军事力量、文化影响力、社会平等都在短短两个世纪内超越了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因此，欧洲人及其美国后代的自豪感，以及从这种自豪感引伸出来的西方中心偏见是很合情理的。但是，哈济生指出，这种视角不单是西方人自己有的骄傲偏见，连穆斯林也吸收了这种眼光来理解自己，因而造成伊斯兰文明抵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同时，也陷入了反现代性和反普遍性的危机中，他们已经难以想像伊斯兰信仰与普遍性可以融和，也无法理解怎样可以现代化而不西化。

事实上，西方中心主义理论中的发展迷思（myth），以及特殊性和普遍性被模糊的现象，在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中都存在。例如中国从清末到今天仍然纠缠在中西特殊性的对立以及文化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的对立中，因此在抵抗西方文明和政治力量的外来影响时，也限制了自身普遍价值的发展；不发达社会流行的崇洋心态，也是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被模糊的结果。

伊斯兰文明的“衰败”？

哈济生的理论目标就是尝试找出伊斯兰文明自身拥有的普遍性特质，以让伊斯兰研究提升到世界历史的高度，摆脱东方学的片面性。即使我们不了解伊斯兰文明历史，单凭常识其实已经能看到伊斯兰文明一个惊人之处：虽然在当代人数上不及基督徒，但伊斯兰教在北非、埃及、阿拉伯、巴尔干、土耳其、波斯、印度次大陆、中亚、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理和气候全然不同的地区都是最主要或次要宗教，所包含的政体、语系和民族多样性也比基督教要丰富。而如果我们减除了欧洲移民美洲大陆的人口后代，和二战后以发达社会优势来传教所吸收的人口，穆斯林的比率会进一步提高。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涌现和欧洲人口爆炸式增长与流动之前，伊斯兰教才是世界主流、最具普遍性和包容性的势力。

任何一个统合杂多民族的势力都需要实现普遍性的身份和理念来管理社会，让来自不同语系、传统、地理的人群互动（互动的最主要形式当然是贸易）。伊斯兰教的世界霸权（hegemony【按：另译“领导权”】）地位由七世纪一直延伸到十七世纪，势力范围内不同都市和民族间的生产力和贸易量非常发达。这种成就不可能只靠武力征服来实现（只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蒙古帝国是明显对比）。

与后来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所主导的全球性霸权一样，伊斯兰教都有源于一神论的平等主义信念（主要表现在阶层和民族平等，不是个人平等），也允许教义和伦理要求在不同地区有适度的弹性，因而可以保持各个民族和帝国的活力。哈济生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伊斯兰文明是怎样丢失这种世界霸权地位，而且也减弱了这种包容和灵活精神，最终表现得封闭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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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济生并不认为伊斯兰文明在十七世纪后的衰败（decadence）源于伊斯兰教自身的条件不足，而是因为与西方竞争失败；西方基督教文明得以短时间内赶超穆斯林，也并不是因为它的教条比伊斯兰教优越，而是因为跨大洋殖民主义。换句话说，哈济生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与宗教内容无直接关系：不论是伊斯兰文明的衰败，或者基督教文明的急速发展，都是由社会经济因素所推进。然而，西方人与穆斯林却都以宗教信条这种迷思来解释自身的成败。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力量的发展时，解释方法就不只是学术理论问题了，而是会真实影响人的思考和行动：西方人越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出于宗教优越，穆斯林就越觉得需要光复和坚守自己的宗教原则来发展自身力量。

穆斯林这种思维原则上的迷思，也被历史认知上的迷思所加强。不论是西方人还是穆斯林，都假定伊斯兰文明由四大哈里发时期（穆罕默德的直属后代）开始就逐渐衰败，最终表现为近东鄂图曼帝国的解体；但事实上伊斯兰文明并没有直线性衰败，反而有多次的全面发展，其力量中心也从来都不只限定在近东，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波斯地区才是文化和商业中心；现代穆斯林这种时间和地理视角其实已经是西方眼光：鄂图曼帝国邻近欧洲，它的地位因而被过分擡高。种种迷思使得穆斯林不断想像和要求自身回到一种原始的发达状态。这种想像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越无效、越不能实现目标，人就会越坚执相信自己还没恢复纯洁性和原始性，因而更进一步要求自己封闭起来。对哈济生来说，正是这种以宗教原始性来解释发展的迷思，造成一些穆斯林教派（例如瓦哈比派）和政治组织的极端化、复古主义和排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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