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他可拨开野草和蜘蛛网，步入空寂无人的别院，好好的休息了
今日是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钧先生）逝世八周年。黄淑娴教授在《号外》写道：“也斯活过了香港的盛世，为香港写下无数富启发性的故事，现在他可以拨开野草和蜘蛛网，步入空寂无人的别院，好好的休息了。而我们，留在这个危城乱世，继续为这城市记下更多的故事。”
也斯由六零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五十多年笔耕不辍，著有诗集《雷声与蝉鸣》、《游离的诗》；小说《剪纸》、《布拉格的明信片》；散文《灰鸽早晨的话》、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等作品。诗人毕生念兹在兹的是香港文学，生前遗愿是：“寄望香港文学能得到本地以至世界的广泛关注，香港文学多年来处于边缘地位，其实本地有很多优秀作家受到忽略，希望香港文学地位将来得到平反。”
也斯作品：
所谓平反，其实就是为香港文学讨回一个公道。殖民政府轻视本土文化历史是平常事；对中国台湾等地而言，香港文学也一直位处边缘，“香港是文化沙漠”论讲足接近一世纪。但反躬自问，香港人又有多重视自家文学？书店的畅销书又是甚么书？文学发展不只关乎文人的圈子，而是一地文化的土壤。弃香港文学于不顾，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作家，更是香港主体的声音。也斯不断覆述的问题就是：“香港的故事，为甚么这么难说？”
雷声与蝉鸣
梁秉钧先生1949年生于广东新会，同年随父母来香港定居生活。少年时期始在《中国学生周报》发表诗文，年仅十五就有诗作〈树之枪枝〉。1970年自浸会书院外文系毕业后，于《快报》（刘以鬯编）写了八年专栏，期间研究外国文学，编译《当代法国短篇小说选》和《美国地下文学选》等作品。
“也斯”这个笔名组合了两个虚词，他指出人们使用笔名时会带有意思，使人在阅读以前已带有一种既定期望与感觉。于是他希望能突破这点，使用本身没有甚么意思的字作笔名。
也斯23岁在台北发表首部散文集《灰鸽早晨的话》，根据自述，散文集尝试以法国电影美学来书写香港生活，借此摆脱六零年代生活的压抑。此书可谓一代文艺青年的启蒙读物，当年还未写作的台湾诗人夏宇也说台北找不到这样“明明青春却又干净的语言”。
一年后，也斯担任《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编辑，尤其注重香港生活题材，敢开风气之先。其后与文友创办甚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大拇指周报》，并担任总编辑直至赴美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回港后开展了学者生涯，先后在香港大学、岭南大学任教比较文学，直至终身。
廿九岁发表第一本诗集《雷声与蝉鸣》，堪称当代华语诗集经典，其中的街道诗如〈中午在鲗鱼涌〉、〈北角汽车渡海码头〉、〈罗素街〉等都是重要的诗作，影响几代香港文人。在也斯执笔的年代，香港街道的日常还不是“合适”的文学题材，诗人就记录了香港为人忽视的另一面风景。
〈中午在鲗鱼涌〉（节录）
有时我走到山边看石
学习像石一般坚硬
生活是连绵的敲凿
太多阻挡 太多粉碎
而我总是一块不称职的石
有时想软化
有时奢想飞翔
在城市里游离的诗
以〈北角汽车渡海码头〉（1974）为例，诗中描写“我们”带待渡海的心情，镜头移向的是冒火的轮胎厂、海里的油污、碎玻璃，一片工业废托邦的颓垣败瓦景色。国际闻名的摩天高楼，在海边的油污上“巍峨晃荡不定”。而前行的方向也未明，“走一段冷阳的路来到这里／路牌指向锈色的空油罐”。没有任何浪漫的香港意象，众人就在静默地等候过渡，就算对岸轮胎厂的火烧得正旺。
再看收录在《游离的诗》的〈形象香港〉（1990），诗的主题就转向了香港的再现形象。开首一句道“我在寻找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视觉的问题”。诗中述及不同人物眼中的香港：有在法国研究安那其主义（Anarchism，无政府主义）回流搞资本杂志的人；也有北京记者，擅写“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狗和色情杂志”；又有位以为自己是张爱玲的台湾小说家，写幻想中的香港传奇。两岸三地都有人在写，写的东西总是无关香港。于是也斯忍不住发问：“历史就是这样建构出来的吗？”这首诗转向了文化论述思考，是书写香港的后设诗。
不论是街道诗中的漫游步伐，抑或是论文诗的抽象思路，一脉相承的是对于香港身份的对话。学者周蕾有言：“也斯永远以对话的方式写作”。有时是诗人与街景的对话，或是香港身份与其再现形象的对话。也斯在诗中不断发问，发问的过程本身就是诗人的答案，诗就是一场永远延伸游动的对话。这种对话诗学也是一种回应香港身份问题的方式。一直以来，香港的刻板形象太多，平等而民主的对话太少。
要说香港的故事，首先需要更多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我们纪念也斯，也别忘记香港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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