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也斯｜《香港志》尚未收录的文学香港　寻找“抗衡的美学”

编按：2013年1月5日，著名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钧）辞世。笔名也斯：也，虚字，如之、乎、者、也，不带字意；斯，同是虚字，如斯、矣、兮、哉，同样不带意思。他取名也斯，因为欣赏也、斯的特质，不受单一意义规范，也不受一种学说或任何预设的思想所限。也斯以笔名写小说散文评论等，以原名写诗，1970年代末出版首本诗集《雷声与蝉鸣》，香港诗人、传媒人李国威（1948-1993）在《文艺》季刊（第18期，1986）发表近一万字的文章〈寻找一位诗人〉，详谈《雷声与蝉鸣》及其他，提到与也斯相处的片段。本版转载文章，在也斯辞世后八年、李国威辞世后二十八年后的今天，纪念两位已故香港作家如何对话文学。
【本文近万字，不插图以便读者更专注文本】

寻找一位诗人　｜　文：李国威

一、吟哦

“走了
蓝马店的主人和我说

──送你送你
待我来举起灯火
看门上你的影子我的影子
看板桥一夜之多霜
……”

他坐在摇椅上，吟哦着王辛笛的诗。我们都喝了点酒，那种感觉真好。想起以前很多个晚上，就是这样坐在一起，谈着文学，深宵不寐。经历了人世的转折，我毕竟还没有完全改变，现在听他谈文说艺，心头仍然是畅快的。

在美国五年，他回到香港，安定下来。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转变。以前他尽量隐藏自己，不喜欢谈自己或自己的创作，现在他却乐意谈论。真的，有甚么不好呢？

他告诉我，他和王辛笛在美国的会面，使他对〈再见，蓝马店〉这首诗有了更深刻的感受。走出香港这个熟悉的世界，他在外边的确获益良多，他不单吸收新鲜的事物，对自己过去的一切也更看得清楚。

一切就从头说起。

二、追寻

也斯很早便对文学发生兴趣，也许因为他的童年是寂寞和不快乐的。父亲早死，母亲为了工作另觅居所，他寄居在亲戚家里，尝到了人情冷暖。他早熟，看透人的坏处，但是文学世界中有正面人物，给他安慰、寄托、爱与同情。他母亲遭遇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对人却始终那么好，这对他日后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有趣的是，亲戚家里有人喜欢看书。他很容易便接触到书本。他翻开五四作家的作品，沉醉于旧俄小说，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娜塔沙、彼埃那些人物，都成了他的初恋。漫长的阅读旅程就此展开，他从不停下来，视线伸向很远很远，英美法的现代文学，拉丁美洲的小说和诗、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现代作品……在他成长的岁月里，文学作品大大充实了他那孤寂和微带哀伤的世界。他也关心香港的创作，他为马朗诗集《焚琴的浪子》所写的序，忆述了他中学时代的追寻：“因为不满足，就找其他文艺刊物来看，逐渐就看起新出版的《好望角》（昆南的小说、戴天的诗、李英豪的评论……）和《华侨文艺》（楚戈的诗画、商禽和管管的作品……）等来。在英皇道北大菜馆附近，美都餐室前面，有一个较大的报摊，人家没有的发行较偏的文艺杂志它都有，我常常走过那儿，看新的刊物出版了没有，一期一期的等着它们出版，直至久久没有消息，于是就知道又一份文艺刊物停办了。”

他对自己喜爱的作品怀有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影响他的朋友，他们或与他一起，或跟随他的步伐，去接触智利的聂鲁达、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奎斯、墨西哥的柏斯……

也斯还把他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过来，后来结集成书的有《当代拉丁美洲小说选》、《美国地下文学选》、《当代法国短篇小说选》等。他说：翻译是创作的准备。

也斯的妻子吴煦斌同样热爱文学，她写过不少东西，也译过不少外国作品。她说：也斯少年时代常常是沉郁的（她这样说的时候，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我想她倒没有说错，从他的作品谈话里，我不时都感觉到一份沉郁。不过，他这个人不与别人隔离，他追求温暖，亦以温暖待人，因此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他有时候也很顽皮。

三、留神

也斯喜欢写作，十六、七岁开始便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的作品。最令他难忘的是《快报》上的专栏。多少朋友说过：写专栏是一件苦事，每日一篇，没多久就把自己榨干了。他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这个专栏使他养成思考的习惯，是磨炼自己创作能力、作各种尝试的好机会。

在写作上，他常常要求自己“留神”，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留神、一个人对一条街道的留神开始。他要知道的是：人实实在在怎样生活着、人的生活在街道上、社会上留下甚么印记。他赞成写作要透视社会现实，但他反对先在脑子里有了甚么概念，然后再在现实中抽取迎合这些概念的资料。他要真真正正地体味现实，从自己的感受、认识出发。

他这种想法，可以举一件事情来说明。七十年代初，德国名作家格拉斯（Gunter Grass）来港，和他一起游览了这个城市。他起初还担心格拉斯会问他一些“资料性”的问题，例如：香港徙置区的人口有多少？他们的生活水平怎样？……但是，格拉斯没有问，只是在徙置区走着，静静地看着，还想走进民居里，与“实实在在”的人们接触一下。格拉斯更在街边的小吃档停下，尝尝卤水鸡脚的滋味。格拉斯的表现，令他感到由衷地欢喜，他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是这样的。

也斯的写作范围广阔，散文、诗、小说、读书感想，源源不绝地写出来。散文结集的有《灰鸽早晨的话》、《山水人物》，短篇小说有《养龙人师门》，中篇小说有《剪纸》，诗有《雷声与蝉鸣》、《游诗》。

也斯完成大专学业之后，先后在学校、报馆、影印公司和出版机构工作过。通过他的工作经验，他看到大机构的复杂性、洋老板的气燄、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小人物的坚忍、城市表面的底里；他看到了残破、瘫痪、无能改变的现实。这些都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特别是在他们的小说里。

除了写作之外，他还热衷于办文艺刊物。早年在《中国学生周报》写作的他，后来成为《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辑。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他的热诚与干劲，对我有一种鞭策作用；我们一齐度过一段愉快的日子，顽皮的他在〈新蒲岗的雨天〉里这样纪录着：“有时大家都穷／找谁的祖母借钱吃一顿晚饭／倾谈至深夜／总还有计划／还有下一次怎样／那时我们相信／有些东西不会烟圈一般轻易消失／喝了几杯酒／互相鼓励写伟大的小说／分手的时候／我们走向街头／在人群中分散／老黄走向奶路臣街／我们晓得／他甚至会向一切在街头围观电视的／苍蝇、虐蚊、大象和小型房车／推销他的旧书／而老李带一瓶啤酒乘小巴回到青山／他会在半途把眼镜掉到窗外／然后回家告诉他女人／吃苦瓜可以使人心胸广阔……”

谁料到《中国学生周报》气数已尽，也许因为我们才能不足，亦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了。他又参与办过《四季》、《文林》、《大拇指》等刊物，《大拇指》现在还生存着，由一群年轻朋友主政。他们在也斯留美的那几年，每年都为也斯的儿子庆祝生日。

四、更新

也斯说：“我觉得自己的认识还不够，例如：我看一些报纸的社论，明知道它们在撒谎，但不知道怎样揭破它们。我希望自己有能力了解更多，有能力写作更多东西。”

离开学校多年，他又有回到学校的冲动。一九七八年，他飞往美国。

把母亲和儿子留在香港，他的心情是痛苦的。

“我三十多岁了，还在外边闯荡。别人早在工作上生了根啊！”

那几年，他回来过几次。有一次，我们常常见面。我心里说：也斯，你应该是这样的，坚持自己的理想，是不容易的。他的母亲真好，全心全力把他的孩子带大。

在美国几年，他的收获委实不少。大学图书馆里储存的美国现代诗人资料林林总总，这激发了他去找寻中国现代诗人的资料。而一九七八年那一年，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从那时开始，他接触到很多从中国到美国去的人，他对自己根源所在的地方，关切更深了。

五、生活的语言

在也斯的创作中，诗所占的份量很重。他在一九六六年开始写诗，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一九七八年去美国以后，研究和教书花了很多时间，也斯其他方面的创作减少了，但诗却还继续写，也写得很多。他说：“在美国这段时间，我觉得写诗是比较容易的，就好像随手记录自己的思考和感受。”

也斯的生活经验不一定都完全写进他的诗里，例如：他出来社会做事以后所看见的大机构的阴暗面、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小人物的创伤，他认为用小说来表达是更加透切的，不过，要全面地了解他这个人的性情和人生观、捕捉他作品的精神和风格，最好还是读读他的诗。

一九六六年，也斯进浸会书院外文系，从读十六、七世纪英国文学开始，但他的兴趣不在那里。他订阅《常青》（EVERGREEN）、《村声》（VILLAGE VOICE）等前卫杂志，接触到英美以外的众多当代作家，如聂鲁达、柏斯等，对他们产生了爱慕；另外，本港稍早一些前卫作家所办的《文艺新潮》杂志，也给了他营养，其中一期译介的法国现代诗人皮维尔的诗作，对他影响尤深。皮维尔喜欢写城市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甚么伟大诗意的题材，一对男女在塞纳路行走，女人唠唠叨叨的，这种琐事也可以入诗的；诗中的语言明朗、清新、幽默、甜美，是生活的语言。

以后，也斯写作了很多这样的诗。例如一九七一年的〈面包店〉，写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的恋情，笔调甜美而幽默。“那时曾与她走过关了门的理发店／脚踏车店和中药店／还有门缝中露出灯光的小舖／即使是这么破烂的路／那也是了不起的／那么温软的笑／那感觉／就像有一个面包夹子在胸膛里搅动／这样一起走过／不晓得该说点甚么／破烂的路也是美丽的／只是太短了／……／他过后就尽是这样数说／埋怨自己不知有多笨／一直走到面包店，像一个傻子／把书本递给她，然后就分手了／真使人想把头碰在墙上／你以为这是甚么／一出面包突发剧？／……”

没有华丽的词藻，就像讲说话一样；没有传统所说的美的意象，破烂的路却是美丽的。末尾两句自嘲的话，固然令人莞尔，也使诗中诉说的感情更堪咀嚼。

也斯对城市的生活极感兴趣。早在一九五八年，他还是个小学五年级学生，从黄竹坑搬出北角居住，当时黄竹坑只是一个乡村的地方，来到北角，他感到城市的庞大、陌生，他目睹这种从旧到新的变化，又因为受到外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冲击，禁不住思潮澎湃。以后，他面对这个城市，仍然是感慨万端的。一九八一年，在《焚琴的浪子》的序里，他这样写着：“十多年过去了。好像兜了一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许多事情转变了，北角的街头何尝不也一直在改变呢……”

在皮维尔之反，也斯又接受了钟拜亚丝、卜狄伦、钟妮米曹和里安纳科恒等歌唱家兼诗人的影响，他诗作中的“讲唱”风格，由此而形成和进一步发展。他尤其受钟妮米曹的作品感动，他觉得她既可以写身边的事物，又可以写较大的社会问题，用的同样是平常的语言，态度同样是那么亲切的。也斯并不逃避时代、社会问题，但他认为作家的个人性是非常重要的，他相信个人性和社会性可以共存，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艺术的巨大深沉的力量，聂鲁达、柏斯和钟妮米曹的作品，给了他信心。他怎样去写时代问题、社会问题，我在下文会有补充，现在先说说他诗作中的其他质素。

六、强韧的生命

在“皮维尔时期”，波兰作家真葛特带给也斯另一种影响。也斯译过真葛特一篇叫做〈芦荟〉的散文，散文里的主人翁患了肺病，朋友送他一盆植物──芦荟，他把芦荟逐片切来吃，靠它活命；植物不但本身有强韧的生命，也维持人的生命。人不是高于一切的，人要向其他事物学习。

蝉鸣便是也斯要学习的。即使在雷声掩盖下，蝉仍然不停地鸣。这种坚持的力量，始终会冲破雷声，让人听到的。在一九七三年的〈雷声与蝉鸣〉里，他这样写着：“雷声隐约再响／蝉鸣还在那里／在最猛烈的雷霆和闪电中歌唱／蝉鸣是麤笔浓墨间的青绿点拂／等待中肌肤上一阵清凉／因为雨点溅到身上／而发现了那温暖”

铁锚、石头，也是也斯学习的对象。一九七四年的〈中午在鲗鱼涌〉，有几句是这样的：“……／有时我走到码头／学习坚硬如一个铁锚／……／有时我走到山边看石／学习像石一般坚硬……”

要坚持并不容易，人常常是软弱的，于是，当他学习像石一般坚硬，他也体验到其他问题：“生活是连绵的敲凿／太多阻挡　太多粉碎／而我总是一块不称职的石／有时想软化／有时想飞翔”

自嘲是也斯可爱之处。

焦虑与希望，怀疑与肯定，常在他的诗中交替出现，不过，他始终相信坚持自己的信念是好的。波浪中的浮苔，屡经冲击，仍在生长，更显出它的不凡。一九七五年的〈浮苔〉说道：“深褐的苔藻／在海底固定的白石上摇曳／在每个波浪中有新的姿势”

也斯要坚持些甚么呢？他喜爱文学，坚信文学给人温暖，在阴暗的时刻，他的热情仍然不减。一九七四年《中国学生周报》关门前，作为一个不受薪编辑的他，写下了〈新蒲岗的雨天〉（新蒲岗是《中国学生周报》社址所在），末尾是：“这是个湿漉漉的雨天／机器仍在转动／它们快要只印数字和资料了／在旧报压得半颓的架子下／我们最后一次／在纸堆间拆一些信／希望拆出一首诗／一朵花／一声招呼／在这个湿漉漉的雨天／在这很晚很晚／人们都离去了的时候”

七、呈现与暗示

也斯在诗中的技巧上作了多种尝试。除了以生活的语言入诗之外，他又利用中国古诗的以景写情的技巧，以呈现、暗示而非解释的方式，来写他对人生和社会处境的各种感受（这方面他是受了叶维廉的《现象表现经验》的启发）。在他一九七三至七五年所写的《香港》与《澳门》两辑诗中，可以找到显著的例子。

〈关闸〉一篇，写香港、澳门与中国既相牵而又分离的关系，不完整的国家、在港澳看见的似是而非的中国形象是可哀的，而真正属于中国的美好质素是怎样的呢？“阴天里风吹／吹裂游客手中的地图”、“‘要买玉么？’／看摊的老妇人热心兜售：／‘虽然这里放着假玉，但还有另一些……’／不过谁也看不见／是否还有更纯粹的青莹”等句子，好像只是描画景象的，却呈现了作者的悲情。

〈五月廿八日在柴湾坟场〉一篇，写生者对死者的情意，写死者在人间留下的永不磨灭的印记，而所感所思又是透过景象烘托出来的。“不同年份的石碑／只有我们走过／感觉足下的柔软／看齐排的植物不规则地生长／一些早上盛开晚上零落的红色花瓣／你叫它‘落地生根’／非洲菊杂生的草丛里／忽然有枝梗的手举起一朵花／在这些乱与死寂间／我们俯首向一丛绿色的长叶／找一朵风雨兰／那一种感应风雨绽开的花朵”

朝生夕灭的红花，令你想到人的生命；落地生根，叫你体会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在生乱与死寂间的风雨兰，教你明白人的精神不朽。

此外，〈罗素街〉写香港新旧交替的现象，〈华尔登酒店〉写外表华丽、根基不稳固的地方，〈影城〉写堂皇布景后的阴影和空虚，这几首诗都是针对香港的问题、有感而发的。

八、游与颂

在一九七八年之前，也斯在技巧上还有其他尝试，因为在他诗作中所占的份量不重，而且他很快便放弃了，犹如过眼云烟，这里也不提了。

在他的摸索中，他了解到必须找寻一种确切表现自己生活经验的文字，硬生生地移植古典与西洋的生活经验，都是不好的。在一九七七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两种幻象〉中，他指出：“回到乡土显然只是一个幻象。另一方面，西化的世界也是不真实的……从打破幻象开始，才可以面对真实，继续找寻那适切的文字。”

〈突发性演出〉（一九六八年）和〈寒山及其他〉（一九六九年）两首诗，多少可以反映他这种思想。前者说明：照板煮碗把西方的艺术游戏、城市街头的突发性演出搬到香港来，是不可能的，和香港的现实格格入不；后者说明：古代诗人若是活于现在，将会非常尴尬。无论同古典或西洋的世界取经，必须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这正是也斯的取向。

一九七八年，也斯离开香港到美国求学，他的诗作进入另一个阶段。从七八年到八三年，他写了一连串“游”诗。所谓“游”，是离开一个固定的立足点，去看另外的事物；离开文字的媒介，去看其他艺术媒介，进入其他艺术媒介。“游”之中又有“颂”。所谓“颂”，是歌颂日常生活里的事和人，歌颂文学家、艺术家的美好质素，而非歌颂神或英雄。

去美之前，他曾到日本旅行，有一部分“游”诗，就是写日本旅行的经验。这段过渡时间里，他的心境是平静的，这种心境也反映在他的诗作里。他说：“叶维廉觉得，我愈是离开自己的地方愈远，感觉愈没有那么浓、那么郁结。这大概是真的。日本那个地方没有给我压迫感。在香港，我常常有一种郁结的情绪，想挣扎出来，我也常常想到生活伤残、隔绝的一面。”

平静使他超越创伤与黑暗，也使他有了一颗包容的心、一种宽大深厚的胸怀。〈池〉这样写着：“一千年那么老／镜容池／把所有的山／纳入怀里／对所有嶙峋地／蹲伏在林后／苔地上的／巨石／答予温和的回声／……／对池边／呆坐／走过／不知为甚么笑／或是不知为甚么忧伤的人／慰以不息的流水”

后来，向日本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致敬的〈东京物语〉（一九八零年），同样以“包容”为主题。在小津的同名电影里，老人死了妻子，剩下他和守寡的媳妇，其他子女回来奔丧，只顾瓜分母亲的遗物，媳妇失望愤慨，觉得他们太凉薄了，而晚境凄凉的老人却反过来安慰她，他接受人的弱点，他相信他们到底不是凉薄的。小津所表现的这种包容的人生观，令也斯感动，电影中的镜头割接技巧，他也用到诗上来，把看戏时电影上的画面和现实连结起来，显示他对小津的敬意。这首诗，是他从文字媒介进入其他艺术媒介的一个例子。

在美国，也斯遇见了很多人，看了很多书，受到各种思想冲击，这对他的研究和创作都有一定影响。不过，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三、四十年代的杰出中国诗人。一个是王辛笛，从书中走出来和他见面，向他诉说了一段悲凉而又温暖的往事。“王辛笛到了洛杉矶，我去找他，谈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文革时期他被下放去养猪，回家后常常谈到猪的事情，女儿便叫他做猪爸爸。他家里共六个人，文革时分派到不同地方，文革后重聚。过年，他们一齐做饭，每个人在墙上写一个菜，每个人负责煮一个菜，很开心。团年饭本是平常的事情，但因为文革变了很难得。他朴素、善良；经历了痛苦的遭遇而不尖酸，对生活仍然积极。读过他的诗，然后再见到他的人，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另一个是吴兴华，文革时死了，无缘见面。但是，他在图书馆里读到吴的充满才华的诗作和译诗，而且见到了他的妻子。“这么好的一个诗人，却在文革牺牲了。听他太太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工作。他校订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集》，贡献很大，朱生豪没有译出来的莎剧神韵，他都译出来了。此外，文革前他从原文译出的但丁的《神曲》，又写了一部以柳宗元为题材的小说──《他死在柳州》，可惜都没有出版。”

在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也斯像许多人一样，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是敏感的，他特别关注中国近代的生活经验和文学工作者所走过的道路，王辛笛、吴兴华的才华和人生观，更加强了他的信念。

他这时期写的“颂”诗，〈怀想一位诗人〉（一九八三年）是写给吴兴华的，〈找寻一位诗人〉（一九八一年）则写给王辛笛，后者他在表达自己对王的感情时，也引用了王的诗句、汲取王的风格，让我转述其中几段：“因为来到朋友之间／你热情地谈话／连嗓子也沙哑了／……／微笑的眼睛有时升起灯火的光影／少年的水纹，驿站的夜晚，走了，／旅店的主人和我说，欧战的风云，／怀乡的心，渡海而归，来到／颓废濡沫的都市，你要有布谷的声音……／……／我们少年时吟诵的诗句／今日终于见到作诗的人／繁露在阳光下干了，草茂盛地生长／诚心相信诗，也喜爱开怀的笑／一个豪爽的朋友，一个和蔼的父亲／与年月一同生长悲喜／……／就这样一直谈进夜里／灯亮起来，歌也听完了／还有那么多话要说／不过还是让你好好休息吧，再见／就是祝福的意思／好好的养好嗓子／我们都爱继续听见你的声音／从忧郁的声音转出来的声音”

此外，继〈东京物语〉之后，游于其他艺术的诗作有〈听John Cage音乐会回来〉（一九八零年）和〈从现代美术博物馆出来〉（一九八二年）等。前者肯定艺术实验的可能性：“甚么人在这泥泞的一日尽头／还在尝试用新的方法拉奏提琴／改变医院前的一片沼泽，唤醒／人们逐渐麻痺的心，撩拨／那些沉睡的眼皮。”

后者又写出现代艺术单薄、肤浅的一面：“彷如劳生柏拼贴安徽泾县的宣纸／贴了一层又一层：杭州剪纸、／穴孔图、中国花布的碎屑／纯粹为了满足视觉一切都是平面／……／在劳生柏画中只是拼贴／不必找寻意义的深度。／……”

日常生活常有种种微细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会影响你正在做的事情，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启发。把日常生活的变化入诗，展示其意义，是也斯创作另一种可喜的发展。这方面，他无疑是受了法兰克．奥哈拉等美国现代诗人的薰陶。

有一天，他正在修改一篇有关法兰克．奥哈拉的论文，屋顶上有人在修理屋背，他灵感骤生，写下他的诗句。

由修改论文到写诗，由感觉到别人在修理屋背到思考自己的处境，这一切他都刻画在〈修理屋背的颂诗》里。他要窑的是：自己也在修理一些甚么。他把日常生活的微细变化，连结在自己人生历程的关节眼里：“在这里住了几年我也快要离开了／清理杂物，整理书籍和影印的论文／扔去无用的草稿，留下另一些／把它们修理，发展成不同的事物／呵，眼前正有人爬上树／用绳子把胶管安定在树干上／于是又涌起一阵白烟／戴蓝帽的人环绕机器观察／头上的锤声擂进心里／无端翻起重重黄色烟尘／又使我想起另一个世界／我该早点完成一切离去／结束这段日子换过新的屋背／……”

这首诗歌颂“修理”──从修理屋背到修理自己的生活。也斯喜爱文学艺术，但他不是一个文学艺术至上主义者，他从别人平常的劳动里，发现种种可贵可亲的质素，也得到了对自己工作的启示。揉合在诗里，意义便更丰富了。

也斯说：“我在美国写诗，放松了、顾忌少了，像写信、写日记，也不理会它们是不是诗。”

更多实验、更多可能，他的诗作其实又迈进了一步。

九、沟通与伸展

也斯和法国学画回来的骆笑平，一九八四年底在“进念．二十面体”举行以《游》为题的诗画展。诗画合作，是另一种沟通、对话。两个经历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艺术媒介，对某种处境各抒己见，作品既有相通亦有迥异之处。虽然今次是骆笑平看了也斯的“游”诗才作画，但她的画不是诠释，而是有自己的个性和观照，亦能使也斯反省他的诗作，这无疑便构成了对话。

这次合作还有另一重意义，正如也斯说的：“因为有这个合作，令我重新回头去整理夹在笔记和文件中的断章零篇，而画画的人也重新作起画来。所以这一次合作，不是纯粹公事公办的合作，而像是朋友在生活的疲累关头互相鼓励重新工作下去。”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对生活和艺术的共同理想上，沟通、了解的温暖使他们抖擞精神，继续坚持创作的努力；在创作内容上，又互相刺激，一齐向前伸展。

文学作品，在技巧上必须敢于创新，在内容上必须敢于抗衡流行观念，提供另外一些角度去看人生和社会现实各种问题。也斯在美国所写的论文《抗衡的美学》，探讨了中国四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抗衡形态──当时一些诗人如王辛笛、吴兴华、穆旦、卞之琳、戴望舒、陈敬容、郑敏、绿原、杜运爕、杭约赫、袁可嘉等，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实践经验，再连结中国的现实，写下不少与潮流对立的作品。在那个暴风雨接踵而来的时代里，有人强调为文学而文学，结果走进自我封闭的象牙塔；有人强调文学为社会服务，结果停留于空洞浮面的口号上；他们却另辟道路，兼顾作品的个人性与社会性。他们恒常着眼于人──在真实生活里的人，从人的遭遇和表现去观察、反省时代社会的问题。他们摸索新的技巧，不是为了标奇立异，而是希望更贴切更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这篇论文也反映了也斯的创作信念。

他的追寻当然还没有完结。在追寻别人的时候，也将不断发现新的自己。十多年的交往使我相信，他会坚稳地向前走。我将在他的写作里寻找他的足迹。

（本年发表年份：1986）

作者简介——

李国威 (1948-1993）｜香港出生，原籍广东台山。早于中学时代已参与《公教报》学生文坛的编务工作，发表大量作品，包括教文、小说、影评等。公教学生文坛其后出书《江潮集》和《江潮二集》，都有选载李国威的作品。 1970年代于《明报晚报》工作，曾担任《中国学生周报》编辑，先后在《明报》 、《快报》、《南北极》写稿，其后任TVB新闻部编辑。据悉，“无线新闻，事事关心”的口号乃出自他的手笔。李国威后来转职TVB集团旗下的博益出版社，带动当时的中文袋装书热潮。1987年策划《博益月刊》创刊，担任总编辑一职。1993年，李国威病逝。关梦南将他归入其编著的《香港新诗：七个早逝优秀诗人》一书，2012年出版。李国威生前出版过两本书：《只有今生》、《犹在今生》。这两本书主要收集他九十年代初期在《星晚周刊》的专栏文章。青文书屋后来整理他的遗作，1996年出版了《李国威文集》，并于1998年出版的《十人诗选》中收录了李国威33首诗作。

【本文转载自梁秉钧诗歌评论集《僭越的夜行》，原载《文艺》季刊（第18期，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