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是种族歧视的解药吗?

撰文: 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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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最欢迎移民的国家,亦是最不欢迎移民的国家。这句话简直是美国的最佳写照。在这次美国大选,移民和种族成为中心议题。特朗普和支持者扬言要在美墨边境兴建城墙、强制遣返美国境内1,100万名未获确认身份的移民,以及拒绝穆斯林入境等等,显示出强烈的本土主义立场,但正如很多人指出,特朗普的本土主义只是变了装的白人主义。民主党代表希拉里亦抓住共和党的反移民立场而指责共和党大搞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强调会延续奥巴马的做法,加快确认未获身份的移民,甚至扩大规模,改革移民政策,令“无证移民”尽快获得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资格。

 

其实这次美国大选出现的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决不是偶发性事件,种族歧视在美国由来已久,特朗普和白人支持者的白人主义只是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的延续。虽然美国近年来向世界开放,允许大量外国人移民,但种族歧视问题早已根深柢固,犹如痼疾,难以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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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种族对抗模式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先后踏上这片新大陆,组成了五彩缤纷的美国文化。根据统计,18世纪70年代以来,新大陆居住了英格兰人、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瑞典人和西班牙人,当中以英格兰人为主,其次为德国人。由于英国政府支持,英格兰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均占有优势,英语和新教文化慢慢成为共同使用的语言和文化,于是盎格鲁新教文化(Anglo-Saxon)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1908年,美国教育家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在文章〈改变教育观念〉指出,那些新移民(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企图确立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仪式,人们应该拆散新移民的聚居地,尽力把他们同化为美国人,努力把盎格鲁—撒克逊的正义、法制、秩序的观念灌输给移民的孩子,令他们尊重民主制度和认识存在于社会中的永久价值。这就是最早期的歧视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同化论,但后来这个模式因表达出强烈的种族歧视气息而遭移民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同化论因而声名狼藉并消声匿迹,但不表示美国从此走上民族共融的康庄大道。

 

当各国移民为盎格鲁—撒克逊同化模式的消失而鼓掌时,新型的文化歧视模式“熔炉论”又走上前台。1909年,犹太移民作家Israel Zangwill创作名为《熔炉》的剧本,鼓吹在新大陆上各族人民达成大融和,结成一个新种族。他激动地表示世界上所有人,不论种族、宗教都被伟大的炼金术士融合在一起。而美国人是一个新人种,遵照新原则行事,他必须接受新理念和新信念。但很快就有人指出,虽然熔炉论提倡要建立一个新人种、新文化理念等等,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早已在美国社会占有极大优势,所谓的新人种和新理念可能只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再版,所谓的新文化更有可能比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更加差劣,而且“新人种”和“新文化”亦有可能只是改头换面的盎格鲁—撒克逊同化论,其他的种族可能在这个大熔炉中被熔化得荡然无存。

 

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推动人口和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美国因此迎来了移民高潮。美国政府通过《1965年移民法》,对各国移民采取欢迎态度。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有25万人入境,70年代增加至40万,其中大部份移民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当时美国与苏联正进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而第三世界人民刚好建立自己的国家,美国为了拉拢第三世界国家,不惜以放宽移民限制来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在1975年代,大部分移民来源于亚洲地区,取代拉美裔成为主流移民人口。但在70年代后期至今,拉美裔成为美国的主要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利尼亚洲和佛罗里达州等等。

 

大量外来移民涌入美国,令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出现变化。一方面,大批拉美裔人口进入美国,未来人口还会持续增加,预计在2050年拉美裔人口会占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白人人口却持续下降,原因是大多数白人属于中产阶层,生活比较富裕,倾向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不愿作大量生育。种族人口结构的变化,令美国文化趋向多元,迫使了美国相应地调整文化政策。一时间,美国上至政府、学界,下至民间团体都鼓吹多元文化主义。不过多元文化主义只是流于宣传口号多于实际行动。事实上所谓多元文化主义主要集中对欧洲大陆白人族群的包容,其他非白人种族,例如亚洲人民、非洲人民和拉美裔人民往往遭到漠视。虽然在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带头发起黑人平权运动,令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对抗问题一度成为美国国人的聚焦点,但亚洲人和拉美裔人种仍是被忽视的一群。

 

到了本世纪,当拉美裔族群人口日渐增多,大有取代白人成为美国主流族群的势头时,不少白人精英分子终于按捺不住,纷纷著书立说表达忧虑。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指出美国正在变成一个族群差异极大的社会,这将对美国信念、英语的法定地位、盎格鲁新教文化构成诸多威胁,美国特性也将陷入危机之中。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作《大失控与大混乱》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他认为美国社会正从一白人主宰和塑造的社会变成一个由全球人口拼凑的社会,并可能使凝聚力进一步丧失,也有可能引起混乱,甚至有潜在的分裂作用。

 

其实单就两位学者著作的名字而言,已经感受到强烈的白人主义气息,更不用论其内容,但最为激进的是亨廷顿毫不遮掩地指出,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正受威胁。从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的著作,到近期美国大选中出现的反移民言论,可以看出隐藏在多元文化主义下的盎格鲁斯新教文化正逐渐浮面,盎格鲁新教文化至上的观点至今仍支配著大部分白人的心理。亨廷顿的学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表示,也许只有亨廷顿这样级别的学者才能发表如此观点。亨廷顿的观点实则上表达出美国政府对移民的开放态度,其实立足于盎格鲁新教文化上对移民作出有限度的接受,只要新移民不威胁到白人利益,白人主义者可以“只眼开,只眼闭”,一旦威胁到白人的利益,他们就气急败坏地亮出自己的底牌,甚至盎格鲁新教文化很可能一直是美国同化政策的主调。尽管过了多个世纪,现今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背后仍然存在著顽固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当然多元文化主义精神值得人们珍视,不过我们亦不能忽视多元文化口号很可能掩盖了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的出路何在

 

美国的种族歧视不是简单的肤色歧视,而是有政治、经济、历史和宗教等共同因素作用而成,而且自美国立国以来,歧视现象便一直存在,因此要解决种族歧视问题不可能短期内达成。虽然有人认为可以透过改善经济、大量创造就业职位、增加社会福利等等,减少种族之间的经济竞争,达到社会和谐。不过以美国现时的经济状况而言,全国经济尚未从金融危机中苏醒过来,而且资本主义制度最为人所诟病是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每发展一段时间,经济便会因为过度生产,造成市场供过于求而陷入经济危机,种族之间又会再次陷入职位竞争和福利资源的争夺回环之中,所以经济发展根本不能一劳之逸解决种族问题。

 

如果改革经济困难重重,而且不是一时三刻能够达成,那么在文化上进行一场革新是否可行呢﹖有人认为可以在社会中重新提倡一种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重申对各族人民的尊重和包容,以此来达到各族共融。不过又有谁可以保证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不会再次被盎格鲁新教文化操纵呢﹖即使盎格鲁新教文化随著白人人口下降而退出主流舞台,人们也不能肯定会否由另一个种族文化取代盎格鲁新教文化成为新型的文化霸权,而且在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榥子下实行另一种族种霸权。

 

既然从经济和文化方面均难以扭转种族歧视的困境,或者比较可行的手段还是由政治体制入手。众所周知,美国的自由主义向来不为人所讨好,批评者指出自由主义要为当今美国经济困局负上主要责任。无可否认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容易引发投机、炒卖和剥削等等。不过自由主义有很多价值值得人们珍视,对美国种族对抗而言,自由主义可能是一剂良药。传统社会和保守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特征是强调社会的文化价值凌驾于个人权利,甚至规定了个人义务。在保守主义的理念下,公民就是能够按照传统的宗教、文化和道德的指导下生活,换言之,传统的文化价值在公共领域内发挥积极的作用。

 

政治自由主义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指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公民身份、政治义务和个人权利属于公共领域,公民在公共领域需要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反对人们把个人的文化、宗教和道德偏好等终极价值强加于其他人。在自由主义看来,文化、宗教和道德属于私人领域,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教会、家庭和私人聚会中发表自己的价值观,但不能在公众领域要求政府政策和文化宣传向自己倾斜,更加不允许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宣扬自己偏好的终极价值。

 

美国的保守主义学者和白人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公民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公民是在公共领域中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包括履行纳税的义务、对宪法的承认和对于公权力的服从并且为公权力所承认,但不必认同该国主流的宗教、道德和文化。如果说经济和文化手段难以有效遏止种族主义的歪风,或者政治自由主义是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