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引入斯宾诺莎与黑格尔 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传播者
在这些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社会主义中国政治风波而活下来的哲学家当中，贺麟的学术经历、译介贡献以及在政治联系上的转变最能代表此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而他的生平本身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一章。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就再没有思想大师，尤其是经历了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之后，曾经在清末民初昙花一现的哲学发展也都被摧残。这种说法并非全然公允，抹煞了一大群思想家如何在政治压力之下，仍保有精神的韧性、钻研学术的热情以及教育后来者的渴望。他们一方面重新检讨传统中国的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不断译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好比说被称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的金岳霖、国学大师季羡林、大儒梁漱溟、冯友兰、美学家朱光潜、维也纳逻辑学派唯一一位中国成员洪谦、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等等，这些思想家虽然都不像民国时代的学者那样沾上一层风流才子的浪漫传奇，但每一位都在其所属的专长中默默耕耘，奠定了当代中国的各种思潮根基。
贺麟学生张世英——中国黑格尔学者张世英离世 追忆他的“万有相通”哲学
在这些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社会主义中国政治风波而活下来的哲学家当中，贺麟的学术经历、译介贡献以及在政治联系上的转变最能代表此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而他的生平本身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一章。
从阳明学到黑格尔
1902年9月20日，贺麟在四川金堂五凤溪镇的一个士绅世家出生，父亲贺明真在宣统时期曾任地方小官。在贺麟入读私塾之前，贺明真就教他读朱熹与王阳明，启发了贺麟日后专研宋明理学。1919到1926年之间，贺麟就读于北京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在梁启超与梁漱溟的教导下钻研中国古代思想，打好了日后他的“新心学”基础。此时，贺麟在对他影响最深、在中国开拓了比较文学的国学大师、翻译家吴宓门下开始练习翻译，并且以引进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的终身志业。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接触过西方哲学的人寥寥无几：王国维不太能读懂康德，只觉得他的哲学可信而不可爱；中国共产党虽已成立，但陈独秀等人还只是刚开始掌握马克思思想，对德国哲学则只是略知皮毛；弥尔的著作虽早被严复翻译，但研究的人少之又少；胡适引入的杜威实用主义，在整个西方哲学史来说也只能算是末流。
贺麟因著个人对哲学的热爱，以学问拯救民族的愿望，在清华毕业后决定远赴美国求学。在奥柏林学院里，贺麟得以直接接触西方思想，除了哲学之外，他也学习拉丁语、基督教思想，更以人类学的研究来分析魔法与神话。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报捷，贺麟极为振奋。他在美国也开始常与西方人讨论中国哲学、中国革命以及三民主义，但是对他来说最有深远决定性的，是开始接触到斯宾诺莎与黑格尔的哲学。贺麟并没有放弃中国哲学而完全拥抱新学得的西哲，而是极力将朱熹、王阳明对身心问题的处理结合在他对斯宾诺莎、黑格尔的研究中。后来，久居美国的贺麟终于接受不了当地流行的实用主义思潮，他转到黑格尔的祖国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回国于北京大学任教，首次为中国带入了斯宾诺莎的哲学，并且大量翻译了关于黑格尔的论著，造就了辩证法的研究热潮。
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
1931年，贺麟学成归国时，国民党早已完全右倾，与共产党决裂，并且发动数次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围剿。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北京虽然未受战乱摧残，但身为爱国主义者的贺麟也从哲学的角度宣传抗战，写成了《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以歌德、费希特与黑格尔的生平激励人心。抗战期间，贺麟在学术界与文化界渐露锋芒，但是最受他思想影响的却不只限于芸芸学子，更包括蒋介石。
随著日军南侵，国民政府将几所重点大学的师生都迁到云南，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此时的贺麟不但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振兴民族的最正确方法，也认为孙中山本人最贴近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对贺麟来说，蒋介石同时是孙中山的政治与哲学继承人；对蒋介石来说，贺麟所研究的黑格尔哲学最能满足他的精神需求。蒋介石一生都在军旅之中，又处处显出其政治手腕不甚高明，其人仿佛毫无墨水，但他私底下对圣经与诸子百家都爱不释手。传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时被夜袭，手下都被俘虏，但因为他向上帝祈祷而得以脱险，自此受洗成为虔诚基督徒。中日战争最白热化的时候，蒋介石却痴迷于宗教与形而上学，几次召见贺麟与他谈论黑格尔。蒋曾经在日记中写道：“看黑格尔与朱子太极解之比较说（贺麟的博士论文）完，记曰：余甚想于此再加阐明，思于中西太极哲学，有所择，以期贯通。但愿天能再假我二十之年耳⋯⋯回忆去年，余本身进步，以宗教之信仰与哲学之心得为最大⋯⋯黑格尔矛盾之理，即中国阴阳之道，黑格尔所谓绝对存在与绝对本源，即中国太极咸具万理之理也⋯⋯”都是与贺麟会面之后所得的想法。
记黑格尔诞辰250周年：关于他的时代、生平与哲学概念的9个知识
抗战刚胜利时，贺麟仍然极推崇蒋介石，将他的言行与费希特的思想相比。在国民党屡屡败阵于共产党，几乎失去北平之前，蒋介石将贺麟列为优先带走的人员之一。然而，在国民党背弃了国共停战协议，借美国之力坚持内战时，贺麟就发现国民政府不单已经相当腐败，对进步学生又加之监视、迫害。当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文胆”陈布雷自杀后，更让贺麟对国民党及蒋介石心灰意冷；对黑格尔研究的触类旁通令贺麟对共产主义毫不畏惧，种种原因使他决意留在大陆。
1949年之后可说是贺麟学术生命的颠峰。与许多知识份子一样，贺麟要以唯物史观重新批判自己早年的唯心论思想与政治关系，但对他来说，这种思想改造并不是政治迫害，而是三种哲学——马克思主义、儒家理学以及德国唯心论的结合契机。毛泽东对贺麟亦相当礼遇，数次邀之进餐讨论哲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贺麟已经翻译了几部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包括黑格尔最为难读的《小逻辑》（1949年出版）、《精神现象学》上卷（与王玖兴合译，1962年出版）以及斯宾诺莎的《伦理学》（1958年出版）。单就翻译原著这一功劳，贺麟已经足以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传播者之一；而他在各著作中对当下西方思潮的评述，则又显示他的思想步伐走得多快：当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方兴未艾，贺麟早对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卢卡奇（Georg Lukacs）等领军人马作了深刻的批判。
65岁的贺麟迎来了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贺麟因为长期研究唯心论，以及曾与蒋介石有紧密接触，而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贺麟被毒打、遣送去劳改，财产被充公、房屋被占、书房也被查封。相传当时有朋友劝贺麟一起自杀避免受辱，但他一直冷静面对政治压迫，既无绝望赴死之心，也对中共毫无忌恨。这段惨痛经历不单无损贺麟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他更在文革结束后，以81岁高龄加入共产党。贺麟对现实抱有的超然态度出于他的哲学信念，特别是他对斯宾诺莎的追随。斯宾诺莎在世时因为反宗教和接近泛神论的哲学而被犹太教会排斥，被禁止与任何人来往，甚至有宗教狂热份子刺杀他，但斯氏毫无怨恨，反而一边打工一边著述。贺麟在其《斯宾诺莎像赞》就表明其同样不被命运摆布心志的思想：“知人而悯人，知天而爱天⋯⋯世衰道微，我生也晚；高山仰止，忽后瞻前。”
_________________
下载《香港01》App ，按“＋”号加入《哲学》抢先看文章：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