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愁满眼前心自如，一世仁心不离身
鸦片战争后，满清开始了自强运动，推行约三十五年，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终止推行。这场洋务运动实际运作的是官员，他们吸收了西方知识，一开始是先附会到古代经典，为的是要证明经典上曾经出现过，所以是可行方案。后来他们慢慢察觉中西文化之差别，逐渐改变完全以中国思维去“超译”的思维。到了民初，满清被推翻，知识分子励精图治地想让中国奋起，于是开始检讨中国出了什么问题。在这场运动中，出于实用的立场而采用西学是当时主流。虽然之前自强运动失败了，但其中西文化思维之分判却是一直被知识分子所重视；而由此分判也可看出民初知识份子的思路所在。
梁漱溟先生(1893-1988)在一九四九年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思索中国文化的问题，此书也是梁先生思索四十多年来的结晶。此时正逢中共建国，此书提出一个口号为“认识老中国，建立新中国”。故在前言中梁先生自言不是为了学问而问，而是为了实用目的，这也表明了梁先生那一代人自民初以来一贯对中国文化阐述之风格。本文以《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为主轴，阐述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以此查识到其中的儒家思想及其精神。
中国文化之特征
高喊“求救中国”的口号下，梁漱溟先生归纳出了中国文化五大毛病。分别是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后亦再没前途和暧昧而不明爽。中国古代施行家族制，虽摆脱了宗法社会封建社会，然而依稀影子却一直挥之不去。家族制度下个人的想法不被重视，塑造了个人无须要思考的环境与封闭型社会，这样的环境容易使迷信与盲从孳生，久之流俗诟病特多。梁漱溟批判此现状特征，是“幼稚”的特色，而单纯非尚未进步的情况。
造成现象的根源在哪呢?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思维比起西方早熟而老衰，评判标准为两个文化下的“理智”与“理性”特长不同。他这样定义这两个名词的：
“人类理智有二大见征：一征于其有语言；二征于其儿童期之特长。语言即代表观念者，实大有助于知识之产生。儿童期之延长，则一面锻炼官体习惯，以代本能；一面师取前人经验，丰富知识。故依理智以为生活者，即是倚重于后天学习。……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这便是理性。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连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1]
梁漱溟先生看待理智与理性的角度是以中国文化脉络去看待。他认为理性最高表现是达到儒家精神境界。儒家精神早已存在，故梁先生认为中国理性早启，却没有好好发展，久之原初精神丧失，不许怀疑改变。只要触犯了便受到严厉制裁，使整体落入“老衰”。
中国古代追求维持社会和谐，在资源分配与文化背景影响下维持了家族制。儒家思想的垄罩下，中国只重视伦理；古人把精力放在伦理社会的平衡稳定上，其他则不重视，造成经济政治发展停碍不前，而没有现实基础，理想社会变成眼高手低，成为“不落实”的半套政治现况。梁先生提到根据“天演”的角度，他者文化发展应该是力量求得利益，利益则培养拓大其力量，力量又求利益，如是迴圈推进不已，利与力二者互通为一。而中国只积极伦理，其经济政治“落后之后，不再积极”，导致如此的态度是“暧昧而不明爽”，千年来朝代更替看似好像有进步，实则又无什么明确实绩，维持老一套。引进西方思想后，中国好向处处皆有西方的概念原型，然观其脉络变化，又不同于西方，结果就是事事而非，模糊不清对待事务之态度。
中西文化发展之不同
反观西方由于中世纪过分压制人的自由遂产生反动，成为近世自由观念之确立。而西方中世纪走向了集体生活，在近现代由集体转为国家；中国却是社会与国家相融，导致只有社会有没有国家。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洋中古社会靠宗教，近代社会靠法律；宗教自来为集团形成之本，而集团内部组织秩序之厘定，即是法律。如此，西方符合了力（国家）、益（法律）和理（科学）三者积极向上的方式。
而中国社会却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此即是说：在文化比较上，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中国走道德礼俗之路。漫长时间在礼俗之中因人情说情导致道德礼俗败坏以及法律不张。加上中国把农渔牧矿等知识划在学问之外，理性早熟反而压缩了理智，使得沉浸在自然境界中，无法成就出科学来。
对中西印文化演进世界哲学看法
在早期梁漱溟先生在北大教书时，有自讲自写了讲义，后来编辑成一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头讲述了中西印三者文化之区别，形成梁先生特殊的中西融合观点。
梁先生在此书提到了生活一词，生活是无尽的意欲，意欲的意思类似于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所讲的意欲，从各民族所展现的意欲样貌，就是不同文化之表现。
梁先生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有三种态度：一是努力改变世界为人类所用，遇到困难就解决掉；二是遇到了困难可能采取调和之路，调和自己的意欲，如屋子漏水不修反而感受到一种情趣之乐；三是完全不管生活需求，舍弃掉所有的意欲。三种态度恰好对应到西方、中国跟印度三个文化上。实际上梁先生所谈的是从现在眼光来看较偏于心境上的转折。人必有向前看、调和、与面对死后世界的人生之路；而在面对现实上，梁先生回答当时热门的西方化，认为所谓西方化是指获得科学精神，又称德莫克利特（民主）精神。一种进步且进步标准在于实用的精神，此种实用看法较偏向杜威(John Deway)实用主义。此外另一项科学象征是工业化，梁先生区分了手艺与工业化的区别，唯有科学精神才能发展出工业化，否则其他都只是手艺。故中国文化若要学习西方便在于学习科学精神，其方法便是开启类似工业化的模式。
儒家精神的实践
梁漱溟先生一生历经许多中国重要转折，其思想也有所变化。梁先生早先是兴趣于佛家，认为一切人生问题都是在内引发的，但人却总向外找寻解决办法。他个人带著好奇心想理解欲望，梁先生入佛家找寻答案，后因父亲过世收拾遗物时看到父亲对儿子的期望，感叹儿子喜好释门，对于祖先留下之德礼不知留意。此为梁先生由佛转儒的契机，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也可见一斑：
“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宣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独排众议，在兴盛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年代，一肩想担负起孔门的想法，实是很不容易的。然历史变化难以预料，中共建国后以马列主义为准则，梁漱溟先生晚年的思想也有所转变，改支持马列主义。但他仍是以儒家的看法去融合马克斯思想中的下层与上层建筑的概念。他认为儒家思想在上层，有教化与促进下层建筑进步的功用，也曾对毛泽东这样说明；而对于下层建筑部分，梁先生积极推动乡村建设，因为这些旧有的制度败坏导致中国文化失败，故梁先生认为要吸收西方科学技术辅以儒家精神，重新建立起一套新制度，成为新中国文化根基的新农民。
梁先生于一九三一年夏在山东乡村开设研究院，并办学校，教导出日后的村长跟辅导人员等，教材主要是他自己写的《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这项建设能够有所发展，仰赖的是一同梁先生一起到山东的朋友们，他们日后多担任教导工作或是乡村指导人员等，直到中日战争来临，才一分为二，一部分往四川，其他的仍在山东准备抗战的后期工作。抗战开始后，梁漱溟先生也退往四川，在1940年又创立中学，熊十力先生也在这时来帮忙。1943年，梁先生远赴香港，为民盟筹办《光明报》，有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避难，因支持张君劢先生的组织而被国民党惦记，于是张先生说只有不在国民党的视线内才能自由地说话，遂众人前往香港。后梁先生于1945年回到重庆继续办讲学，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政府收回学校为止。文革时期，梁漱溟先生的朋友团体也各自离散了，虽仍有书信往来，但可惜文革时烧毁了大部分信件。
梁漱溟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从早年在北大任教影响学子到在文革时反抗中共。即使在避讳谈孔子的伟大的中共会议上，梁先生依然不卑不亢地论述孔子思想。此外，在透过乡村的发展中，由地方官员与农民等的互动当中，施行道德教化，构成了以伦理思想为主轴的新团体，减少政治阶级化的恶况。儒家在逆境之中仍不屈不饶精神在梁漱溟先生身上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便由此崭露出耀眼的魅力光芒。在思想上，梁先生坚信儒家思想之价值，使得儒家思想不被绝迹，且增进后学对于儒家思想之信心；在行为实践上，为学习中国儒家思想的后世给予了实践上的示范，从思想到实践，梁先生真正展现了一代大儒的风范。
[1] 《中国文化要义》，页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