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春马自杀背后（上）：在无情“倦怠社会”中被逼正向的我们

7月18日，日本著名演员三浦春马在家中的衣柜里被发现疑似自缢身亡。7月20日，日本警方公布了三浦春马的尸检结果，表示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目前的线索都倾向判定三浦为自杀离世。
而在本文作者看来，诸多的讨论与猜测之中，最缺少的正是对自杀悲剧中媒介所扮演角色的反思。当悼念、纪念的浪漫叙事通过媒介刺激和挑动着受众的情感，对这一现象的反思也止步于此。震惊、惋惜、伤感过后，文化传统、艺人体制、情绪处理，当然还包括媒介角色等境况如果仍然毫无变化，那么一个悲剧的发生可能仅仅只是无数悲剧的复制。

“有在过着幸福的日子吗？”

“我曾经很幸福过”是三浦春马在大热电影《恋空》里的台词。7岁出道的他，2007年凭借与新垣结衣共同主演的电影《恋空》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新人奖。这部当年最红的影片，在收获了三十亿日元票房的同时，也令三浦春马人气暴涨，一跃成为最受瞩目的少年新星。此后，三浦与上野树里、水原希子、长泽雅美等日本当红影星合作，虽然尚未在影坛建立起不可替代的地位，但也被普遍认为星途一片大好。

据媒体报道，三浦在自杀的家中留有遗书，但详细内容并未被公开。不过，一封三浦二十岁时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信，却在网络广为流传，信中三浦开头便问未来的自己：“有在过着幸福的日子吗？”他期许自己在三十岁时依然可以是强大的人，“把珍贵的东西紧紧抱在怀里。”

然而，作为演员不得不置身于各种媒介场域里的三浦，显然并没有如愿过上幸福的日子。事实上，近年艺人自杀的新闻并不少。2016年，乔任梁因抑郁症在家中去世；2017年，金钟铉以烧炭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19年，韩国艺人崔雪莉上吊自杀，韩国歌手具荷拉在家中自杀身亡⋯⋯无论是疑似网络暴力致死，还是自杀事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媒介也在公众人物自杀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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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社会”也是无情社会

对于明星自杀，许多观众、粉丝首先感到的是“震惊到无法表达”、“不能接受”、“太突然了”。就三浦春马的离世，最多的叙述也是：他明明几天前还在社交网站发文宣传新剧。翻看三浦最近的微博：宣传新剧、为高考学子打气、唱歌给粉丝听⋯⋯一系列举动都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并且在许多时候依旧展现着他那阳光甜美的笑容，这的确令大众难以从社交网站上察觉他的内在情绪。因此，众多粉丝在其社交网站留言：“希望这不是真的”、“快点出来辟谣”等等。而他的死讯，也是由于无故缺席了原本已经安排好的工作，才被“找上门”的工作人员发现。

众所周知，演员这一职业本身，就是要将自己的个人形象通过各种媒介不断暴露在大众眼前。同样，与普通大众使用社交网站不同，明星等公众人物开通、经营社交网站，也是工作和商业营运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为了达到营造人设、宣传作品等目的。在这一目的之下，明星本人的生活、想法等一举一动明确以吸引消费为目的，必然和应着市场与消费社会的需求。当人设作为商品用以获取收益，积极、美好、健康的一面不可避免地成为畅销的特质，将此类特质呈现在不同的媒体上，便能收买更多消费者的心；反之，不开心、忧郁、感伤等则被认为是负面情绪和形象，自然要通过压抑、无视被小心翼翼地收好。毕竟，“人有时候是很软弱的，但我们都希望见到坚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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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韩炳哲的《倦怠社会》已经超出哲学阅读的范围，成为一本畅销书，吿诫着人们二十一世纪的病理样貌已经被神经元所引起的疾病——忧郁症、身心俱疲症候群等——所主导，提醒着我们福柯的规训社会已经被功绩社会所取代，但许多人依然执着地相信着无远弗届的更完美的“可能”。这令人们不断对自己提出“要更努力”、“要更强大”、“要更好”的要求，以为只要保持此种追求，就可以做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取得想要的成就。只是，当这种自我要求遇上三浦、雪莉等所谓追求完美的努力型艺人，再加上社会对积极情绪的提倡和肯定，效果更加适得其反了。

情绪与行为专家苏珊・大卫（Susan David）认为，负面情绪的价值也应当被关注。在 TED 演讲中，她曾提到自己十五岁时一边忍受父亲离世的悲痛，一边以看似平静的情绪、一如往常的笑容面对校园生活的经历。即便她被问到“最近过得怎么样”时，也依然会“积极地”回应说“我很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她相信，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鼓吹“无情文化”的社会，即便自己已经堕入深渊或感到孤立，也不会有人愿意来了解别人的内心痛苦。

在这种规训下，大众也开始习惯在技术、政治和经济愈发复杂的境况中，学着强化并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在一份七万人的调查研究中，苏珊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在面对负面情绪时主动推开这种感觉，不仅对自己如此，对家人、孩子等身边的人也是如此。这形成了一种“道德正确”，即时刻保持积极的态度，忽视负面情绪作为一种讯息、一种数据的对生命个体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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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被忽略、被压抑的东西往往会通过潜意识影响着主体，僵化的情绪反应不仅起不到作用，也不可持续。由此，她呼吁大众体认情绪所带来的多样化讯息，从而培养情绪敏捷（emotional agility）——以好奇心、同情心，特别是勇于采取与价值相连的方法步骤和情绪共存，而不是否定、忽视负面情绪。

能够令苏珊面对悲痛，最终将情绪作为毕生研究对象的转折，是她当时的英语老师敏锐地察觉了她的负面情绪并让她写下感受，这一契机被她视为人生的革命性时刻。这让人不禁想起日剧《Dr. 伦太郎》中，堺雅人所饰的心理医生巧遇轻生者时，说出的那句：“不要再努力了。”

需要通过媒体获取曝光率、树立形象等职业特征，使得许多公众人物直到自杀离世，才被发现情绪出了问题。而当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微信朋友圈以至微博等社交网站将越来越多的人带入公共空间，希望变得受欢迎早已不再是明星们才有的心理状态。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负面情绪如何得以被察觉又如何与之共处？我们能否敏锐地察觉他人的情绪，并为他人创造一个“革命性的时刻”？这也成为更多普通人需要面对的难题。

文章下篇——三浦春马自杀背后（下）：网络暴力与媒体渲染　如何促成自杀效应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经作者授权刊登，原题为〈三浦春马自杀背后：名人自杀事件中，社交媒体扮演著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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