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春马自杀背后（下）：网络暴力与媒体渲染 如何促成自杀效应
文章上篇——三浦春马自杀背后（上）：在无情“倦怠社会”中被逼正向的我们
网络暴力或助长了自杀倾向？
社交网站等媒介不仅给了艺人树立形象的平台，也为网络暴力提供了最大空间。近年，明星自杀成为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并呈现出低龄化的特征——愈来愈多的年轻艺人以自杀结束自己在这一光鲜职业背后承受的痛苦。
三十岁的三浦春马令人扼腕叹息，也在于他拥有着最好的年华；别忘了，去年以同样方式结束生命的韩国歌手、演员雪莉（Sulli），离世时也只有二十五岁，可以说正值“尚好的青春”。除了年轻和相同的辞世方式，网络暴力也成为产生于虚拟空间，却对实体生命有着巨大现实影响的因素之一。
在目前找到的笔记中，三浦潦草地留下了“好想死”的字迹，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也待进一步确认。然而，同一经理人公司的友人贺来贤人在社交网站的发文，成为目前解释三浦死因的线索之一。贺来将矛头指向 SNS（社交媒体）上的负面讯息，暗指三浦的死同样是受到网络霸凌的结果。他认为，三浦是因为发表了对东出昌大婚外情的评论而遭到了网民围攻。此外，也有报道指，疫情期间本应自我约束的三浦还出演了舞台剧，遂遭网民批评。
明星因社交网站上的公众言论导致私生活被入侵，最终不堪压力的情况并不新鲜。这些冒犯言论由于大多涉及对他人信念、态度、情感的批评，或内容涉及性、政治、宗教等议题，虽然不会直接造成“肉体伤害”（physical harm），但往往是“精神伤害”。
哲学对于言论自由的论争中，“歧视言论”、“仇恨言论”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尽管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中提出了著名的“伤害原则”（the harm principle），认为“伤害他人”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唯一合理理由，也就是说言论是否对他人造成伤害，可以作为限制的准则。范伯格（Joel Feinberg）也以“冒犯原则”（the offense principle）指出：“冒犯”他人之言论应受限制。但他同时也对这种限制做了更详细的规定：仅当该言论“冒犯”了所有人，而且该言论为“受冒犯之他人”无法合理避免者。
然而，一方面“冒犯”带有一定主观性；另一方面，严格来说，没有任何言论可以同时“冒犯”所有人。因此“冒犯原则”在实际应用上有着许多困难。可见，网络上的言论暴力在“言论自由”这一框架下，一时间也不可能消失。在此，也有人引用科学家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的话——自由（freedom）是一把双刃剑，希望大众同时关注责任（responsibility）。
尽管网络暴力可能并非三浦自杀的唯一原因，但若果说这些信息对于“心很纤细”、“很少向别人倾诉”的他毫无影响，想必也不太可能。在近年的明星自杀事件中，网络媒介本身成为了裹挟着“否定”、“负面”甚至“恶意”的讯息，使当事者最终情绪崩溃。当然，也有霸气如张雨绮这样的姐姐表示被网友吐槽了，公众人物也可以回击，也可以吐槽网友，但这并非是对每一个艺人都容易的事情。
网络悼念与“维特效应”
每当有明星自杀的消息被爆出，各个媒体平台无不第一时间持续跟进。除了新闻报道之外，对其事业的回顾、人格品质的品评成了最煽情、触动人心也最吸引眼球的热点。
这次三浦春马的离世也不例外，有媒体将三浦的逝世称作“一代人青春的散场”；有套用他在《恋空》中的台词，说他如今也“变成了天空”；也有曝光他二十岁写给未来自己的书信，让自杀事件呈现出更加令人唏嘘的对比；亦有云“爱笑的人不一定快乐”，各路友人评价三浦真诚、努力又脆弱、敏感的个人化叙述也在互联网上感动着一个又一个读者⋯⋯然而，在一系列浪漫化自杀的叙事之后呢？每一次惋惜，是否又会成为一段遗忘、甚至下一个悲剧的开始？
现代媒介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改变了人类的时间、空间观念，令世界各地的讯息得以在受众眼前不断涌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媒体道德状态。在信息全球化和此种观念作用下，暴力、冲突、死亡等事件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新闻，甚至形成了“消费死亡”的文化——对于一些公众人物来说，死亡引发的热议成了其一生最为高光的时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飞利浦斯（David Phillips）在研究媒介与自杀的关系时，首次提出了“维特效应”（the Werther effect）。所谓“维特效应”，来源于歌德著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指的是这本小说风靡全球时，对其痴迷的全球读者纷纷效仿主人公维特而自杀的风气。在戴维的研究语境中，“维特效应”用来指涉受传媒影响而模仿自杀的行为。当时戴维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报纸，通过研究1947年至1988年间英美两国的自杀率，他发现当报纸发表自杀新闻后，自杀率会上升这一现象。
究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是细节描写和简单化归因，为了令读者们“感同身受”，媒体常常对自杀地点、方式、氛围等详细描写，却忽略了自杀者长期、复杂的心理成因，例如简单的归因为压力大、有抑郁症等；其次是娱乐化、渲染化的叙事，因为这样的描写往往能够带来更多的流量效益，造成更大的影响，更容易达到“坏消息即是好新闻”的效果。此外，一句“天堂没有暴力／伤害／痛苦⋯⋯”的总结，看似悲天悯人，表达愿逝者安息的美好祝愿，却可能无意中给原本正饱受情绪困扰的潜在读者一种“自杀可以解脱”的讯号。
以上种种发现，在互联网媒介高度发达的今时今日似乎更有意义。以三浦的自杀来说，作为娱乐圈中人，三浦应该不太可能对此前其他明星自杀的消息闻所未闻。那么，此类悲剧性新闻会否潜移默化地引发了一种“维特效应”？在此，我们当然不是说三浦的自杀是一种对此前明星自杀的“盲目效仿”，他必定有自己难以承受的苦痛与绝望，但是此类讯息的影响，会不会造成他在绝望中放弃其他做法——例如向周围人或专业机构求助，而别无选择的影响因素？自杀真的只能是他绝望之中，唯一的选择吗？事实上，这才是令人痛心和惋惜的；而这样的提问更不仅仅只针对三浦的离世。
公众人物对媒体依赖的职业特性，加之更高的网络暴力风险与“倦怠社会”现实，令一些艺人在歇斯底里地追求积极完美的同时，发动了自己对自己的“攻击”。愈来愈多对此类事件的报道，也可能加剧着他们内心的绝望和无助，从而寻求以此解脱。而当悼念、纪念的浪漫叙事通过媒体刺激和挑动着受众的情感，对这一现象的反思也止步于此。震惊、惋惜、伤感过后，文化传统、艺人体制、情绪处理，当然还包括媒介角色等境况如果仍然毫无变化，那么一个悲剧的发生可能仅仅只是无数悲剧的复制。
或许唯有当更多人反思这种悲剧并产生变革力量时，我们在缅怀逝者时，才好说一句“他曾经幸福过”，或至少让更多备受困扰的人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可能。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经作者授权刊登，原题为〈三浦春马自杀背后：名人自杀事件中，社交媒体扮演著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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