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斯蒂娃：主体的无意识欲望与驱力，以说话的方式释放出来
克莉斯蒂娃被视为这两个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对于法国哲学、文学批评理论、性别理论与精神分析都有巨大的贡献。今天是这位法国哲学家的七十九岁生日。
到法国扎根的异乡人
1941年茱莉亚・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出生于保加利亚，早年受到俄国苏联动蘯的影响，同时亦得以认识著重研究文学语言结构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Russian Formalism），为她未来的学术之路埋下种子。1965年克莉斯蒂娃在一次机会下获得奖学金到法国留学，在法国哲学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指导下学习，并遇到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傅柯（Michel Foucault）与拉冈（Jacques Lacan）等法国重要学者。然而在她初来法国的日子，她深深感受到自己成为了异乡人，后来她将这段经验细致地写于《我们自己的异乡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身在巴黎的她，自然亦经历了六八学运风潮，曾经相信毛主义，但到过中国实地考察过之后感到失望，她见到的是苏维埃的政治模式。
在学术上，克莉斯蒂娃以文学与语言学起家（她亦曾写过一本语言学入门教科书《语言：未知》（Language, the Unknown）），于1974年出版代表作《诗性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基本上定立了她往后的学术兴趣：后结构主义、语言、主体性、精神分析与政治。
拉冈的精神分析是克莉斯蒂娃的主要参照，但她亦曾批评拉冈理论中对性别差异的忽视及行事上的大男人主义；她亦写了一套三本书，阐述三位女性思想家，包括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drent）、精神分析师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与作家科莱特（Colette）。克莉斯蒂娃的性别理论加上这些行径，使她颇自然地被当作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然而她本人却否认这个标签。（参考：女权主义者？克莉斯蒂娃如何被误读｜张凯旋）
后结构主义的主张
在二十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众多思潮之中，克莉斯蒂娃受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最深（不少评论认为拉冈精神分析属于后结构主义，但这有待商榷）。她称自己是有份开创后结构主义的一员，认为结构主义过度著重共时性（synchronicity）的结构，讲制约著人的客观、无意识的静态社会结构（比如共通的语言结构与经济阶级的结构）；而后结构主义则在结构主义之中重新引入历史、时间、转变与事件的动态向度，它较关注结构的历时性（diachronicity），当中克莉斯蒂娃认为对结构的研究必要关注变动中的历史与说话主体。
两种语言与主体性
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克莉斯蒂娃于《诗性语言的革命》的研究主题是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等作家的法国前卫文学，同时提出了贯穿她一生研究的思想主线：主体与语言是互为建构的。克莉斯蒂娃承继拉冈精神分析对于语言的基本主张：主体必然是说话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同时，“不存在后设语言（there is no metalanguage）”，一切语言都是被主体使用著的语言，不可能有自然科学态度之下研究的所谓客观、静态的语言（作为一种僵死的人造物）。以此为基础，克莉斯蒂娃认为语言的哲学与主体性的哲学两者是分不开的。
在主体的说话之中，克莉斯蒂娃提出了两种意指（signifying）：象征界（the symbolic）与符号界（the semiotic）。象征界的意指遵从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规范，按照它的文法与语意进行；说话主体在表达意义时，尝试尽量减低含糊性（ambiguity）。符号界的意指是主体出于内在的精神能量、无意识欲望与驱力，因此要以说话的方式释放出来，因此这种意指是关于感受与情感的，而最彰显于人类的音乐、舞蹈与诗。
克莉斯蒂娃虽然作了这样的区分，但她并不认为两者是完全分开的。象征界不可能完全去除符号界的向度，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与日常生活的语言之中，说话主体的言说往往同时包含了两种意指，既要按照语言规制来表达意义，同时亦负载著主体要释放的内在能量。我们可以理解象征界的意指是出于意识，符号界的意指出于无意识，而两种意指与意识都是同时存在，互相交缠的。
克莉斯蒂娃认为我们从婴儿期开始，主体即透过说话来建构起自己的主体性，这种建构不是一了百了的，主体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动态的过程，是一种在过程之中的主体。亦因此，克莉斯蒂娃称自己在内在经验的层面，做著微观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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