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克莉斯蒂娃如何被误读丨张凯旋

1965年的圣诞季，一个24岁的保加利亚女子从她的社会主义祖国到达法国巴黎。精致的灯光与商铺或许不及纽约的豪气，却也足以在她二十年后的回忆文字里留下丝丝怯意。彼时谁能想到，这个“乡下人”能在充斥著种族与性别偏见的巴黎文化圈立足、与遥远的红色中国结缘、甚至成为美国学界“法国理论”现象的一部分。如今，茱莉亚·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是少数几位健在的重要理论家之一。她的言行著作还在持续地引发争论，连她本人也时不时地回应外界对她的普遍误解。尽管无力在一篇短文中为这些复杂的问题正本清源，我们还是被看热闹的心驱使著，动手捡拾一些关于这位传奇人物的碎片。

无处不在的“互文性”

置身中文的环境里讨论克莉斯蒂娃，或许首先要提醒自己，我们所获得的许多认识是经过了英语的中介。赵毅衡教授在给《诗性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中译版的评论中提到，英译版大幅删去了法文原著中 2／3 的内容，而中译版也依循此例。如果说这样的影响还是有客观考量且无伤大雅，那么赵教授所批评的“二手讲解”“捷径阅读”则当真贻害无穷。导论、读本中动辄为克莉斯蒂娃贴上“后结构”“后现代”的标签，但对她著作的内容却语焉不详；一些研究论文将她的只言片语拿来用，其实回到原书中多看几页，便知道不好这样讲了。近些年用英文读本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恐怕除了我们原有的舛误，不少别人的问题也要复制一遍。

在克莉斯蒂娃提出的众多概念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译作“文本间性”）应该是最被滥用最多的。用中文或英文检索相关论文，多半是在讨论一个文本（诸如电影、文学等）对另一个文本的引用、改写或批判。望文生义的话，这似乎顺理成章：“inter-”是“在之间”，“text”是“文本”，连缀变形成名词当然就是两个文本间的关系啦。这个直观或者说庸俗的解释实在太好用，以至于影评这类非学术的文章中也开始大谈互文性，甚至有人在问答网站煞有介事地将它作为标准解释传授予人。不论是约翰·里奇（John Lechte）为代表的相关学者，还是克莉斯蒂娃本人都尝试纠正这种误解。她在著作与访谈中反复强调，互文性关注的不是文本之间的呼应，而是符号系统的历史性变化。但是积习成俗，即便是作者本人也无力规范别人如何使用，以至于她还曾考虑换一个字眼来表达这个概念。

女权主义者？

克莉斯蒂娃在学界的名望，也与半个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女权／性主义潮流有关。在介绍女性主义的书籍中，她常被视为波伏娃以后“法国女权主义”（French feminism）的主要代表。中文学界更常将克莉斯蒂娃与露西・伊瑞葛来（Luce Irigaray）、爱莲・西苏（Helene Cixous）并称为“法国女性主义的三驾马车”。然而与西苏一样，她曾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与一些地方热衷争当进步女权人士的风气不同，与女权主义渊源颇深、却拒绝被称为女权主义者的法国理论家似乎特别多。这究竟是因为语言角度对本质主义的警惕，还是与特定时空的女权主义派别之间的分歧？读过的材料中还没有发现特别充分的解释。

不论如何，在克莉斯蒂娃的著作中，读者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对男性偏见的否定，以及与其他女性之间的情感连结。如果说她与优雅谦和的导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商榷几乎仅限于符号学问题，那么她对大男子主义风格强烈的前辈拉康（Jacques Lacan）的批判总会让人感受到学院中的性别政治。《私密的反抗》（Intimate Revolt）批判了拉康那种海德格式的语言哲学对性别差异的抹杀（值得一提的是，伊瑞葛来曾因为提出类似批判被拉康派扫地出门）。而在克莉斯蒂娃关于精神分析学大家克莱因的《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一书中，她更是不留情面地揭露了拉康令人不敢恭维的行事作风。对克莱因和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西格蒙德·佛洛德的女儿）这两位当时重要的女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不仅在学术上前恭后倨、立场反复，更令手上的半本克莱因著作的译稿不翼而飞。作者特别提醒我们，“拉康从没正式承认弄丢了它！”在那个没有电子备份的年代，很容易想见这是多么严重的事件。除了克莱恩，克莉斯蒂娃的“女性天才三部曲”还关注了思想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与作家柯蕾特（Colette）。这样的一位作者，即便不以女权主义者自命，又如何不令女权主义者们引为同道呢？

革命：社会主义或其它

虽然自60年代中便定居资本主义阵营的法国，克莉斯蒂娃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事却没有因此终结；甚至应该说，精彩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受到中国革命与苏联的感召，巴黎的左翼运动风起云涌。以《如此》（Tel Quel）杂志为阵地，她与巴特、菲力浦·索赖尔（Philippe Sollers，1967年成为她的丈夫）等成为了法国左翼知识份子的重要代表。巴特孜孜不倦地将马克思主义融入符号学，以破除资本主义下的种种迷思；索赖尔更是毛泽东思想的公开支持者。1968年，克莉斯蒂娃参加了“五月风暴”（Mai 68）学生运动；1974年，她和巴特、索赖尔一起访问正处文革中的红色中国，还在1977年出版了《中国妇女》（About Chinese Women），此后与中国学界也颇有往来。不论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理念（包括文化大革命）、还是更久远的中国，她和许多法国知识份子一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至于21世纪还有人在文章里用气急败坏的字眼骂她。一个曾活在苏式社会主义的女人更不该倾向毛主义——“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的时代里，当权派以如此的逻辑为革命盖棺。

世界陷入迷茫与困顿后，“革命”仍旧是克莉斯蒂娃著作里的关键字，但“革命”此时又似乎变了涵义。90年代出版的《私密的反抗》开篇即谈“今天要何种反抗？”（What Revolt Today），我却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如果有的话，它不是什么社会运动主张，而是关于语言与精神细微处的情感，让人看不出要如何操作。沙特（Jean-Paul Sartre）和巴特等人的作品被连结到各种抽象的概念，而他们从不掩饰的的政治立场化消在一个叫做“反抗”的迷雾之中，这与《诗性语言的革命》中畅谈毛主义和《实践论》的克莉斯蒂娃大不相同。

近年来，克莉斯蒂娃的媒体形象和发言越来越多和基督教有关，也越来越和欧洲传统与人文的危机有关。诚然，她对自己和宗教的关系有所界定，革命或社会主义也不是宗教的对立面，但在剧变的半个世纪中，她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依旧令人好奇。她会如何看改弦更张的中国，如何看特朗普（Donald Trump）、或是与特朗普作对的各路人士，如何构想现存秩序的变革？这些问题像她的符号学体系一样难解，我只能冒昧地抛出来，留给有缘的读者们。

参考资料

赵毅衡. 《跨回门槛的诱惑》. 符号学论坛，2016. 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publications_view/index/5355

Jeremy Jennings. “Mao’s Little Helpers.” Standpoint, October 2010. http://www.standpointmag.co.uk/node/3439/full.

John Lechte. Julia Kristev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3.

Julia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London: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2000.

———. Hannah Arend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Intimate Revolt: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Psychoanalysis.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elanie Kle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Katleen Van Langendonck. “En Être et Ne Pas Être: About Julia Kristeva.” Sarma, 2002. http://sarma.be/docs/2845.

Kelly Oliver, ed. The Portable Kristev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