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塞国家机器论(下):充斥在大气之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撰文: 方川明
出版:更新:

编按:承接上篇文章,本文再简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图塞(Louis Althusser)的重要概念──“镇压型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的明显例子是美国的警察暴力;后者是无所不在、甚至无色无形的各种资讯与知识传递者。最后,本文就当今的世界情势,尝试将后一概念扩充套件为“意识形态跨国机器”。

阿图塞国家机器论(上):国家,是出于阶级矛盾不可能调和的产物

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既然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状况,国家又是资产阶级压制无产阶级的法权工具,资产阶级是怎样持之有效地维持既存秩序呢?(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化社会的成员之一的)我们不妨天真地猜想,为何眼前的社会状态总是“和平、稳定、繁荣”,而《共产党宣言》预示的政变和动荡却没有频生?这条看似简单或幼稚的疑问,涉及两种不同层次的问题:抽象概念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国范围之内),以及现实中由各国组成的国际政经层面。现在,我们跟随阿图塞的步伐,先处理前一项问题。

在〈笔记〉里阿图塞谈论国家机器的段落中,一方面,他把从物理上武力对待、乃至肉体上消灭动乱份子的军警和警察(及各种执法部队),一并归类作“镇压型国家机器”;另一方面,阿氏作出了极之重要的内容增补,他把宗教机构、学校、传媒报社和电台电视等“散播知识的专业媒介”,归纳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补:在写于1976年的续篇〈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中,阿氏补充一切议会政党均属 ISA,满足于再生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循环再生)。两种国家机器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专门扑灭份属罕见、维期短暂的街头冲突的治安措施;后者则是充斥在大气之中的“日常存在”,以助建构我们的世界观(或视域——事物映进眼帘的前景)。但无论它们有多迥异,阿图塞认定两者达致的目标是一致: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阿图塞《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这里牵涉具体得多的生产问题。我们可以轻易地设想:作为一名理性的资本家,其投资目的不可能是短视的“一次性生产”。相反,他还得设法确保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保障下一轮的生产成果,达致永远,谋求利益的极大化;否则资本家搾取的利润额没法直线增长了。各种生产条件(生产工具和材料等)之中,“社会的生产关系”是极其关键的一项,因为它涉及了“劳动生产力”的分配情况。即言之,在资本主义者的理想乡,资本家应该无须耗竭资源、人力,整天动员镇压型国家强制百姓无偿地付出劳动力;相反,只要在社会塑造各种具体的法律规条、文化上的身份形象和价值观,认同了上述意识形态内容的人便主动执行各式事务,甚或为既存的社会秩序及既得利益者辩护(这是一种主体化的过程)。负责散播合法化的藻词、各种价值观和文化身份形象的“机关”不是别的,正是 ISA。

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第二小提琴手

坊间流传一项误解,认为阿图塞反对传统马学的“经济决定论”,并主张在“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状况背后,有无数“多元繁杂的因素”支撑着。老实说,这是相当严重的误解;可能是华语区的部分译者把关键字“over-determination”译成“多元决定”,导致了各样不同程度的望文生义。若以概念史来看,“多重决定”是阿图塞从佛洛伊德借来的专门概念;对照精神分析理论的脉络,便发现它是指单一原因经过“过滤性压抑机制”(凝缩或置换)换变成五花八门的模样;反过来说,只要我们配上恰当的意识形态分析工具(阿图塞提供的“祛魅”法宝是“征状阅读法”),便可揭露社会常见的问题与纷争——不论是经济学、文学、艺术或是电影等各门独立范畴——皆源自一点:政治经济问题,也就是由现存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源和工具分配促成的阶级矛盾。是故,在一篇题为〈哲学的改造〉的短论中,阿图塞扬言任何场地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当中包括“哲学”。言下之意,即马派理应秉承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批判德国哲学思潮的传统,与(学术界或传媒)ISA 进行斗争,争夺工人阶级话语权的领导地位。

例子:国际有很多传媒工作者和编辑、社运份子,是从个别大学的人文学科系统训练出来,这完全符合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就如拉冈(Jacques Lacan)所批评的“大学话语”(university discourse)。

拉冈:法国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另一王国

四.)尾声:跨国/国际

阿图塞创建 ISA 的理论前设是“抽象概念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回首当下现实,才能把阿氏的理论重新启用过来。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资本早已不限于一国范围之内发展和累积;跨国金融机构和本国高度结合,形成面向国际的食利集团;他们受惠于国与国的边界,借助货币差额和国家贸易措施来搾取各国的库房和各地人民的财产。简言之,“国家”也成为了跨国资本手中的工具。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容调和的压迫工具(机器),那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应当如此;同理,ISA 也应该不囿于“一国限制”,并提升为“跨国”范围,亦即本文题目所指的“意识形态跨国机器”;否则,我们沿用旧称的话,只会引致更多误解,让人误当 ISA 局限于国界,或某些不是国家的特别地区(如香港、澳门)没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赘。

举例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便是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跨国机器。它以非牟利机构的名义,募集国内私企的捐款,支助世界各地的政治组织和传媒机构。据说 NED 的营运目的是为了“推动民主”。无论如何,世界各地的 NED 受益团体和传媒,便在国内散播有利于美国资本的消息和论述。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上 Google 搜寻器查询“NED”+“香港”的内容,便有坊间资料和报道记载本港哪些机构和媒体是受 NED 资助,在此不表。

总括来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解,他们的宏愿当然是各国的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机器,创建国际范围上的共产主义阵营,打破资本累积促成的各种经济危机循环;同理,工人阶级也应该要同时夺取意识形态跨国机器,以便劳苦大众从跨国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延伸阅读──批判齐泽克: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与政经分析局限|方川明

【来稿不代表01哲学立场】

_________________

+1

下载《香港01》App ,按“+”号加入《哲学》抢先看文章: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