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从中国与西洋哲学中诞生出日本哲学
究竟日本有没有哲学？
在哲学越来越被要求作为思考问题的基础的今天，哲学本身的轮廓却变得模糊起来。这种现象存在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中，而以日本为最甚。这是因为日本的问题是双重的，它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在日本传统思想中是否存在可称为哲学的东西？这个问题的提出并引起争论是在日本引进西方哲学不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在西方，哲学这一知识形态的普遍性大体上已经确立。但日本却与此相反，在下述两点上倒成了问题，即：东方的、日本的传统思想是否产生了哲学，究竟有没有“东方的哲学”和“日本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然而，为什么它会成为问题呢，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和日本哲学有哪些不同之处呢？简单说来，西方哲学自从在古希腊形成以来就包括两个方面：一，彻底探讨人生观、世界观的方面；二，作为严密的概念知识和逻辑性学术知识的方面。特别是后一方面的发展已具有普遍性。而且，近代科学的产生，是同它紧密结合的，至少正统部分是如此。但是，在日本和东方的传统思想中却都是第一方面强，第二方面弱。如果说只有具备西方哲学特征的第二方面才能使哲学获得知识的普遍性形态，那么，日本的、东方的思想能叫哲学吗？提出这个向题的是三宅雪岭。他认为，不应该轻易地将东方思想称为东方哲学。为了能以哲学称呼它，必须明确地对照西方哲学，从理论上客观地分析东方思想应该叫什么。中江兆民更为激进。他在《一年有半》（1901）中断言：“我日本从古至今迄无哲学。”根据他的看法，本居宣长、平田笃脱等国学家只不过是对古墓和语言进行考证的考古学家，并不懂天地自然之理。而伊藤仁斋和荻生祖徕等儒学家也不过是生搬硬套“圣人”话的人。在佛教僧侣中，倒是有创造性地开创新宗的人，但他们并未超出宗教家的范围，不能说是“纯哲学”。
今天，当我们联系上述观点探讨“日本哲学”这一向题时，研究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了。西田以直接事实构成“纯粹经验”的观点为出发点，认真地寻求真正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为了使它们作为缜密严谨的学问——哲学——而确立下来，他孜孜不倦地思索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创造了西田哲学这一独特的体系，人们称西田是日本最早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哲学家。今天，在西方世界，“哲学”这一知识形态的普遍性受到广泛的关注，并由此产生了同一性、无意识、场所、形体性等问题。西田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正是同它有著十分密切的关系。确切地说，通过西方世界（由于语言学、精神医学、文化人类学等的新发展）对“哲学”的再探讨，西田哲学所含有的世界意义，也更加明确了。
但是，谈起西田哲学的东方思想渊源，不少学者往往只列举佛学，很少提到中国古代哲学。其实，如果仔细并系统地阅读《西田几多郎全集》，就会发现西田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有著密切的关系。因此，认真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全面揭示西田哲学的思想渊源，总结东西方哲学融合的经验教训，探讨日本哲学的未来走向以及研究传统文化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均有积极的意义。
从庄子哲学开始
西田很早就对中国哲学文化产生了兴趣。他后来回忆说：“小时候，因孤单、害怕，便独自上二楼，喜欢看祖父读过的四、五箱汉文书籍。”14岁时，又在年逾70、学识渊博的儒学者井口孟笃先生处读《诗经》、《左传》、《尔雅》等书，接受儒学教育。尤其在金泽第四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他对中国道家哲学怀有浓厚兴趣，正如他在一首汉诗中写到：“除去功名荣利心，独寻闲处解尘襟。窗前好读道家册，明月清风拂俗尘。”可见他对道家藐视功名、洁身自好的思想感触颇深，西田和金泽第四高等学西田几多郎与中国古代哲学校的一些同学曾自发组织名为“尊我会”的小组，会员之间用各自的诗歌、游记、论文进行思想和写作交流。西田为此取一笔名“有翼生”，同学不解其意，提出疑问，西田在文章中回答道：“生犹然笑曰，子独知鸟有翼，而不知人也有翼。子曾闻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戏花之事乎？”
西田少时多病，学将庄子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之一。他在《病中叙怀》中写到：“超然而游乎方外，任自然而不疑，参天地之外，深入于寥夭为一，是庄子之所谓真人也者。西田正因为有著对庄子精神的深刻理解，所以他消除了病中的烦恼，也经受了日后被迫与妻子离婚和辞掉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教职的打击，同时也为接受佛学准备了思想土壤。西田热衷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学习，不仅仅在学生期间，而且伴随其整个学术生涯。西田在其明治30年（1897年）的日记本封面上写有孟子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作为其学习、生活、工作的座右铭。在同年12月的日记中写有“《四书》、老、庄、王阳明”等字样。在第二年的日记封面上又写有上述字句。可见，西田在这段时间里对孔孟思想、老庄哲学、阳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明治38年（1905年）4月6日的日记中又写到，将“孔子研究送往（铃木）大拙”。在明治40年（1907年）1月的日记中，他抄下了王阳明哲理诗：“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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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7年至1907年的10年间，正是西田构思、写作其代表作《善的研究》的重要时期（如《善的研究》中第二、三篇就是西田1906年在金泽第四高等学校从事伦理学教学时写的讲义），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关注，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需要。作为一位严谨治学的哲学家，西田直率地承认中国哲学从古至今对日本有著重大影响的事实。他指出，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是从应神天皇时期王仁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开始的，也许还早一些。到了德川时代，儒学已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对日本的制度、艺术、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于现在，儒学“是作为直接撼动著我们感情上的东西而生存著”。这就是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并未成为日本历史博物馆的展品，而是近代日本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和感情的动力之一。
西洋与东洋的融和
值得注意的是，西田还批评了近代日本因盲目崇洋而贬低中国哲学文化的错误观点，他说：“近来，有人以东洋文化是教，西洋文化是学来区别二者的文化，其实西洋文化不仅仅是学。东洋文化，尤其中国文化虽是教，不能称为今日的学，但我决不轻视教。而且东洋文化的根底中有胜于西洋文化的可贵东西，其弱点是学的方面发展不够而已。”这里的“教”似指中世纪的礼俗、伦理、习惯等，“学”似指和自然科学一致的理性的哲学及逻辑方法论等。当有人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来否定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合理性时，西田也坚决反对并予以反驳。在“欧风美雨”的近代日本，他对中国古代哲学有如此清醒、客观的认识，确实难能可贵。晚年时他甚至写了一条“大道通长安”的横幅，以表明自己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景慕之心。
西田在《善的研究》中文版序言中，还表达了他不满足单纯模仿西方哲学，试图继承东方文化传统，创立新的东方哲学的决心。他说：“我们东方人的哲学必须为我们的生命表现，必须为几千年来孕育我们祖先的东方文化的发扬光大，哲学的学问形式，我以为不可不学于西洋，而其内容则必须为我们自身的东西。”形式不可不学西方，内容则必须是我们自身的东西或者说是东方传统文化的延伸，这既是西田《善的研究》一书的出发点，也是整个西田哲学体系的立足点，因此，东西方文化的深层西田几多郎与中国古代哲学融合是西田哲学的最大特色。而他所说的“东方文化”，当然包括对日本历史文明长期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
西田的哲学包括了，“纯粹经验”、“无的逻辑”、“行为直观”、“辩证法的一般者”、“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逆对应”、“非的逻辑”等。重新探讨西田哲学对日本哲学来说是很必要的。现将主要之点归纳如下：第一，西田哲学涉及面很广，这是西田将自己深刻领悟的存在的实在性同哲学的各种基本观点进行比较对照并使之语言化的结果。第二，西田的“纯粹经验”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发现了主客未分状态的要义，而且在于他发现了包含无意识的、作为心理中心机制的自我，先驱地认识到日本人的心理状态。第三，西田的“无—场所的逻辑”，作为由主词逻辑向宾词逻辑的180度转变，有极大的重要性。他的思想已深及人类存在的基础。语言的场所性新近被人们发现，作为“生存空间”的场所也正在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在这情况下，西田的“无一场所的逻辑”将成为新的、综合的场所理论的根据。第四，西田的“行为直观”为探讨形体论的新可能性提供了各种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它首先采取了环境中的或世界中的最具体的行为方式，即进行一种受他方推动的行为，并通过这一点达到深刻认识的方法（临床和佛洛伊德所必需的知识）。据此可以认为，西田哲学（至少就其积极面而言），在日本范围内，体现了日本同时又超越了日本；在近代范围内，体现了近代同时又超越了近代。它直到今天仍有生命力。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了，它都是日本哲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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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日本《思想》杂志1983年2月号及日本学刊1994年第三期《西田几多郎与中国古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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