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哲学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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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我们回到把“日本的”这个形容词附加到“哲学”这个名词上这个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个问题的话,我不会立刻断言这么做是不合适的。简言之,我不会说“日本哲学”这个表述自相矛盾。

作者|藤田正胜

英译|布雷特 W. 戴维斯

中译|王立秋

校对|01哲学

摘要

在给学生上日本哲学的导论课时,我总会提出以下问题:用像“日本的”这样的形容词来修饰“哲学”这个词合适吗?毕竟,哲学是一门讨论普世问题的学科,超越了地理叙词中隐含著的限定。然而,正如九鬼周造在他的论文《东京与京都》中所论的那样,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全部真相。

一个人的思想,是在其文化传承的框架中发生的,他所用的每个词的细微差别,都可能影响他的思想方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每一种哲学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格。正如奥托•波格勒(Otto Pöggeler)指出的那样,在像西田几多郎和西谷启治那样的日本哲学家的思想里面,有某种事物不太容易放进西方传统的“哲学”框架中。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被动地接受西方哲学,而毋宁说也在尝试批判地挑战西方哲学。我认为,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挑战正是出于他们扎根于日本和其他东方传统。我也承认传统东亚思想有一种倾向,使他们不会单纯以某个预设的“知识”框架去把握事物——因为“知识”本身即被理解为某种限制,反而令他们以返本归元的方式追问事物。

不必说,西田和西谷的思想,也绝不仅仅是此种传统东亚学说的哲学复现。尽管我们还是可以说,这种东亚观念——即认为知识根本上是一种限制性的东西——依然在他们的思想中延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西田和西谷之思想的激进性,就在于他们阐明西方哲学追求的“知识”所构成的限制,然后质问这种知识的基础以及它所建立出的一切框架。

我认为,各种哲学的“性格”,便是出自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和对“知识”的不同态度。然而,我们也有必要指出,我们不必把这些差异所导致的分歧视为哲学思维的障碍。事实上,我认为这样的分歧不单没有阻碍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反而使这样的对话变得有意义。这一点也是我在日本哲学的讲课中,强调对话之重要性的时候想要表达的。说到底,使哲学能够沿著它激进研究的道路一路向前的,正是因差异而生的创造性的对话。

西田几多郎

西谷启治

1

京都大学是日本唯一一所设有日本哲学史院系的大学。作为负责这个院系的教授,我每年都要教一门关于这个主题的导论课。我在这门课的第一讲都会提出以下问题:这门课的名称,“日本哲学史”,包含了一个附加在“哲学”这个名词前的形容词“日本的”,但用这样一个形容词来修饰“哲学”合适吗?

哲学是一门面对普世问题的学科,这些普世的问题,超越了诸如日本、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地理描述中所隐含的限制。从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可以说,在名词“哲学”上加“日本的”这个形容词,会造出一个矛盾的词组,因为它用特殊的东西,来限定本质上普世的东西。根据这个思路,用其他如“英国的”或“美国的”,甚或“古代的”、“中世的”或“近世的”这样的形容词来修饰“哲学”,也是不恰当的。

作为教“日本哲学”课的人,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我当然是一直记得哲学的普世性的。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居住在哪个国家,人们都可以在“哲学”这个普世的场所讨论问题,因此,设立像“日本哲学”或“德国哲学”这样的框架似乎是不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在我看来,给哲学这个词加上“法国的”或“古代的”这样的形容词,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在这方面,让我来说一段关于九鬼周造的故事。1929年,在欧洲学习了八年之后,九鬼回到日本,并在京都大学任西洋哲学史专修教授。尽管他五十三岁时,也就是1941年就因病去世,因此学术生涯相对简短,但是他却写出了影响深远的著作,如《“粹”的构造》(1930)和《偶然性的问题》(1935)。

《东京与京都》是九鬼众多论文中的一篇的题目。当他还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时,他在一位外国讲师拉斐尔•科贝尔(Raphael Koeber, 1848-1923)的指导下学习。根据这篇论文所讲,科贝尔曾对九鬼说,“就算在俄罗斯远东的勘察加,你也能做哲学。”科贝尔之所以会提到勘察加,可能是因为他是俄裔德国人,但无论如何,他这番话的本质在于要表达哲学无国界。这些话显然证明了科贝尔对哲学的普世性信而不疑。对科贝尔来说,当一个人在思考哲学问题(比如说,“何谓是/存在?”或“何谓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其思想的内容是与这个人在哪里——无论是在东京、勘察加还是在海德堡——无关的。

然而,在论文中,九鬼还是表达了他对科贝尔看法的异议。九鬼的措辞是值得注意的,他说:“这种看法[即就算在勘察加你也能做哲学]部分为真,但不全真。”九鬼用柏格森和海德格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他说柏格森的哲学“优雅”,这种优雅的性格只能够出产自巴黎,而海德格的哲学“粗糙”,这种粗糙的性格只可能源出于德国的黑森林。

我认为九鬼的话充分把握了哲学的性质。尽管一方面,哲学是一门强调普世性的学科,因此哲学家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全部真相。尽管九鬼在这里想到的,是地理格局和风土(fūdo)的影响,但我认为语言的影响也很重要。哪怕哲学的本质是对普世原则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哲学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受其所用的语言束缚。

一个人的思想,是在其文化传承的框架中发生的,而他所使用的每一个词的微妙差别,也会影响他的思维方式。比如说,即使在我使用“私”(watashi)这样简单的词的时候,它也和英语中的“I”或德语中的“ich”不一样。在日语中,指第一人称单数的代词很多(其实日语中指第二人称单数的代词甚至更多),而“私”不过是这众多的可能性之一。而且,这里涉及的语言差异,不只在于有很多人称代词可供选择与只有一个选项的差别,也因为在日语中,语法上的主语经常会被完全省略掉。因此,“私”的自我意识,是有别于“I”或“ich”的自我意识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私”和“I”这两个词之间存在相当的文化与社会分歧。而且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一分歧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那些被当成同义的概念上,比如“自我”、“ego”和“das Ich”。

可以说,这样的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可见于每一个词,而这每一处细微差异加总起来,便形成了彼此有显著区分的语言。与这些语言上的差异密切相关的,是文化之间的重大分歧,和它们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方面,在哲学里,当我们提出像“什么是真正的知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可以被理解为是普世的,所以,无论我们是谁,不管在巴黎还是在勘察加思考它,都没什么差别。因此,我们可以跨越国界,甚至通过电子邮件来讨论哲学问题。然而,在我们提出“什么是真正的知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所理解的“知识”(知,Wissen)却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它取决于我们所用的语言。即便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普世的,但我们也依然不得不承认,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受语言和文化之差异的影响的。

九鬼周造。

2

先让我举例说一下井筒俊彦,一位高产的伊斯兰研究者。井筒俊彦是伊朗帝国哲学研究院的教授,后来也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执教过一段时间。以翻译《古兰经》而知名的他,也写过许多关于当代思想、禅以及其他东方思想的书。在一本题为《意味的构造》(1972)的论文集(收录了井筒俊彦原本用英语发表的文章)中,井筒俊彦分析了《古兰经》中出现的,像“善”、“恶”和“正义”那样的道德概念。他明确地说,视“善”、“恶”概念是超越时空的普世观念,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设。相反,这样的道德关键字的意义是“在语言共同体里人类生活的具体现实中”形成的。 “人类生活的具体现实”意味著自然和气候,比如说沙漠生活,也意味著文化与宗教,如伊斯兰的仪式和规定。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一下和辻哲郎在《风土》(1935)中关于沙漠文化的讨论。 和辻说,为了抵抗沙漠中严苛的自然条件,人们必须要以严格的规范来治理共同体内部,并同时用一种战斗的精神来面对共同体外的一切。根据井筒,人们眼中的“善”,是在这样具体的现实之中被决定的。因此,甚至诸如“善”与“恶”,或“正义”与“美德”这样的伦理概念的意义——这些概念通常被认为是普世的,也可能随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而产生巨大的变化。

你们可能会认为,只有道德概念可能受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但让我再举一个例子。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村上阳一郎出版过一篇题为《哲学的民族性》(“The Nationality of Philosophy”, 1987)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评论说,尽管在美国,所谓的新科学哲学的支持者,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和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已经发展出一种生气勃勃的话语,但大多数法国哲学家,依然对这种话语漠然以待,自顾自地发展著他们自己的话语。村上总结说,“在很大程度上,一种哲学的内容取决于表达这种哲学的自然语言。”如果连在科哲领域都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在其他哲学领域——这些领域表现出来的世界观的差异要比科哲显著得多——语言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了。就像村上的例子那样,哲学家们有时连问的问题都不相同。如果说同属印欧语系的英国哲学和法国哲学之间都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异,那么,认为欧洲语言和东方语言如日语之间的差异甚至更大也就很合理了。因此,对村上来说,声称哲学有“民族性”并非没有根据的夸张说法。但是,要以“民族性”这种表述来突出这个论点却不是最完满的做法,因为对于“古代的”、“中世纪的”、“欧洲的”哲学,我们也可以提出相似主张。

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可以有理由地继续坚持把哲学划分为希腊哲学、德国哲学、英美哲学、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现代哲学等。现在,如果我们回到把“日本的”这个形容词附加到“哲学”这个名词上这个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个问题的话,我不会立刻断言这么做是不合适的。简言之,我不会说“日本哲学”这个表述自相矛盾。

当然,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一方面,我们可以谈论哲学的普世性。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就像希腊哲学有其独一无二的性格那样,日本哲学亦然。

日本哲学的意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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