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大拙：现代主义佛学 将襌学引介到西方的大师
佛学西渐的弘道者
铃木大拙（Daisetsu Teitaro Suzuki）于1870年生于日本金泽，虽为武士之子，但明治维新后封建制度崩塌，武士阶级衰落，加上父亲早逝，铃木的母亲要在贫苦中抚养他成人。聪颖的铃木后来入读了东京大学，得以通晓中文与梵文等佛教文献所用的语言，同时亦习得欧洲语言（包括英文）。在学期间，铃木亦于镰仓的円觉寺跟随释宗演（Soyen Shaku）学习佛学，坐禅是当中重要的一环，铃木亦从释宗演得到“大拙”这居士名号。后来铃木陪同释宗演赴美交流，充当英文翻译，这使铃木在著书立说之前，已经透过这些释宗演的译本，对佛学传入西方起了作用。
往后铃木以英文书写了大量普及禅学的作品，并访问欧美各地，向西方世界介绍禅这种学问。在铃木的作品之中，以英文书写的《襌宗佛学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被誉为二十世界对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襌学著作。铃木的西传襌学更广泛影响到西方的思想家，包括《美丽新世界》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弗罗姆（Erich Formm）与心理学大师荣格（Carl Jung）（他更为《襌宗佛学引论》作过序）。无容置疑，铃木对于北美与欧洲的知识分子初次认识东方的佛学，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襌的目标与方法
襌到底是甚么呢？铃木曾对这问题作过简洁的论述。襌的目的是要除去其他佛教教派的一切表相，并直接教授佛陀自身的根本精神。所谓佛陀的精神的根本就是般若，它使人超越事物的表象而得见其本质，洞察世界的根本意义，结束为个人利益与痛苦带来的烦恼。然而，般若会被无明与业遮蔽，而襌的目的就是要唤醒般若。
那么如何才能唤醒般若呢？铃木指我们要从切身体验著手。作为理智之表现的逻辑与语言只会遭到襌的蔑视，使襌保持无言的状态。襌贬抑语言、形式与理智，因此我们常听到关于襌的故事，都是主张无深思熟虑的行动（扫地、砍柴、柴做饭、坐襌等），每当有经验浅的修行者想要直接提问得道的方法，就会遭到一番斥骂。襌学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形式与理论都无法触及事物的核心，真理究竟为何，就完全依靠个人的体验来把握，而不诉诸理智的作用或系统的学说。以较为哲学的语言来说：人类在科学与理性之外，还可以拥有直观的知识，并可以凭以此得到的知识作为襌这种宗教的基础。
从襌到日本文化与新佛学
在将襌学引介到西方的过程中，铃木同时亦向外国输出日本的文化。他另一部英文著作《襌与日本文化》（Zen and Japanese Culture），就以襌来理解日本的各种文化面向，包括日本艺术、武士道、剑道、茶道与俳句等，凭此铃木将襌学与日本的文化精神与美学扣连起来。
论到学理，铃木的襌学并不可等同于由中国传入，并有长远历史那种传统的佛学与襌学，而被学者归为一种现代主义佛学（modernist Buddhism）或新佛学（Neo-Buddhism）。总的来说，铃木的襌学有去传统化的倾向，他对于传统佛学作的新解释，撇开了佛学本来的仪式性与形而上学的面向，不再强调要深究佛学的宇宙论，及轮回、重生、业等传统佛学核心概念。现代主义佛学著重个人的内在修为，要多于跟随传统的仪式与经文；新佛学不需要信徒在寺院长时间的训练与修行（比如背诵佛经与熟记法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佛学的信众集中于生活实践，新佛学变成一门带有民主色彩的宗教与实践，甚至会对抗现实中的议题（比如环境问题与解殖问题）。
回顾传统佛教：
佛学现代主义及其浪漫主义源头
如学者 David McMahan 于《佛学现代主义的形成》（The Making of Buddhist Modernism）中指出，铃木首先是在大学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在寺院修行佛学的僧侣，相比于传统的佛学经典与教义，铃木的襌学事实上更多是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当中一个重要源头是他对于德国浪漫主义与观念论哲学的理解。
我们可以比较铃木的现代主义佛学与一般理解下的德国浪漫主义：质疑理性与语言对于探求与表达真理的可行性，主张非理性的诗性语言与艺术，要比以理性语言表述的哲学更能把握真理；对于艺术家与创作者的重视，并认为艺术家对事物的感受性要比一般人强；深感到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异化的关系，而想要重新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对于最后这点，铃木认为西方哲学还是失败了，但日本的襌师与诗人的“问答”（mondo）与“公案”（koan）却真正能够使人与自然之间有完全的融和。
铃木对于发展与推广现代主义佛学（或新佛学）无疑有极大的贡献与影响力，可是若我们要回溯传统，反问他对有深厚传统的佛教／学的解释是否恰当、合理，这种解释又有否为佛学开拓更多可能性，这些问题就仍然有待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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