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塞的幽灵：回顾阿氏的意识形态理论遗产｜方川明
作者｜方川明
问题的系谱
如果法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思潮堪称“后科耶夫的一代”（post-Kojèveian），当时的法国思想界钜子不约而同地从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黑格尔哲学研读班里吸取养分，生产出各种独当一面的哲学理论（例如：拉冈的欲望图式、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至尊（sovereignty）理论，还有沙特的存在主义式伦理学等等）；相应而言，我们大可以提出一种“后阿图塞的一代”（post-Althusserian）之假说，描述当代欧陆哲学界的另一波思潮。齐泽克（Slavoj Žižek）早就发觉以上事实，在《神经质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中，这位来自东欧的哲学家把巴迪欧（Alain Badiou）、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和拉克劳（Ernesto Laclau）放在“阿图塞主义者”的范畴内，哪怕个中人士是自觉或不自知。据此，以上理论家皆以阿图塞这位前辈的论述为起点，建立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不管其出发点是出于肯定或否定。譬如说，齐泽克认为巴迪欧的“忠诚于事件的主体”与阿氏的“被意识形态征召的主体”的底蕴并无二致；洪席耶尝试绕过阿氏的“马派学说＝科学”观念，诸诉感性分享来建立政治共同体，等等。然则，其实齐氏的归纳法不够全面，受阿图塞影响者何止上述几位，这份名单起码算漏了傅柯（Michel Foucault）、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乃至齐泽克本人。后者尤甚：齐氏自己赖以成名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正正受益于阿图塞的哲学研究。理论上，二人彼此的关系堪称“藕断丝连”。
本文不志在抛人名或谱写理论家们的私密关系，而是要从阿图塞的理论遗产中，发掘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们要么构成了晚辈们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让他们在相关的议题里，作进一步的推论或概念上的延伸；要么就是阿氏本人承袭一些哲学传统、前人的论题，作出他自己版本的诠释和解答方案。笔者认为优秀理论家的杰出之处，正是他的论述形成了可供参考的坐标（暂称为“问题的系谱”），引领我们在问题堆成的汪洋大海里，寻觅相应的问题意识及（哪怕最终是失败的）解决方案，继而试图找得出路（补：这就是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名言“一切哲学家都是为柏拉图的哲学作诠解”的真正内涵）。
两种辩证法：统一／断裂
何谓“唯物辩证法”，一直是马派学者急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据说，唯物辩证法正是马派理论扬弃了黑格尔哲学外衣的合理内核。吊诡的是，尽管马克思本人声称《资本论》正是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实践成果，他深知自己的读者难以透彻地了解，并承诺将会额外写多一份相关的方法论。结果是他连《资本论》（也就是计划上一共八大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还未完成，便与世长辞了。其后，他的挚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反杜林论》和未完成的残卷《自然辩证法》中，努力地尝试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难题，但成果却是强差人意。不久之后，随著恩格斯也远赴黄泉，第二国际的一些领导人物（包括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便打算把唯物辩证法当成形上学残渣掉弃，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仅当作是经济学的专题报告，还鼓励党友返回资本主义的制度内，一起作循规蹈矩的议会斗争。可想而知，对上世纪初，乃至四、五十年代的马派份子来说，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是一项急需解决的终极奥秘，他们需要一门贯彻地充分解释《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乃至俄国布尔什维克一切所为的合理化根据。无独有偶，虽然彼此的处境不同，但来自匈牙利的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和法国出身的阿图塞都是以“何谓唯物辩证法”作为理论的起点。说到底，年青时期的卢卡奇才是阿图塞的理论对手。因为他们有著一样的出发点，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更产生出相反的结论。重要的是，哪怕卢卡奇与阿图塞的结论有很大差异，甚至互相矛盾，他们都分别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贴上“真正的唯物辩证法”之称号。
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第二小提琴手 (08/05)
尽管晚年卢卡奇批评过年青的自己沉迷于黑格尔哲学，未有真正掌握马派理论的底蕴，但在1919 − 21年编写《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时期的他，的确是参照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提及的“整体”观念（另有译为“全体”），建构了属于他自己一套的独特唯物辩证法。先澄清一点，“整体”不是简单或抽空的“普遍性”。绝对观念论者主要用它来描述概念或眼前的客体经过正题、反题；主体、客体；自在、自为等不同阶段和层次的推演后，得出的概括性总结。总言之，“整体”多用于描述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构。年青的卢卡奇就把顺手沾来的整体——还有它伴随的主—客体互动关系框架——套用在东欧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上。据此，读者不难发觉一种奇妙的概念发展结构。这套整体观产生出一层层的思辩环节，它们表面上就像俄罗斯娃娃（Matryoshka doll）的层递式构造，实质上彼此重叠又互相影响。假如作形象类比，第一层和最尾一层甚或相连，形成了莫比乌斯环般的迴圈关系。第一层：一战结束后的东欧国家；第二层：卢卡奇透过马克思的辩证法批判第二国际的误识，揭示当时社会真相；第三层：马克思透过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获得他的“唯物辩证法”；第四层：黑格尔通过批判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获得绝对观念论版本的辩证法；第五层：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还有各式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无力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总括来说，通过上述让人头晕眼花的疯狂辩证圆舞，卢卡奇得出一项总结：由于无产阶级就是（不自觉地）支撑资本主义的主体，觉醒后的他们便成为资本主义整体框架里的“主客统一”，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自在自为的主体”（being-in-and-for-itself）云云。
阿图塞则相反。倘若年青的卢卡奇把唯物辩证法视为黑格尔系统的延伸（或把个中的逻辑推演得更彻底），那么阿氏视唯物辩证法为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割裂。根据《保卫马克思》（For Marx）和《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的研究，他发现马克思毕生的思路正是断裂不止的过程：首先，马克思透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割裂；后来，他又透过批判费氏的理论基础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割裂；然后，马克思批判李嘉图、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基础，并与他们代表的资产阶级政经理论割裂，等等。据此，由于马克思从被他批判的论述中，发现一直被论者（不自觉地）掩盖、歪曲的对象，并从内部破坏了理论的结构（即论者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也就是主—客关系），产生一次又一次的断裂，形成知识上的范式转移，也就是阿氏经常挂在嘴边的“认识论的断裂”了。且外，断裂除了带来研究对象的崭新面貌外，它还帮助我们洞悉形成理论盲点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以“滑动式转移”或“概念的凝缩作用”等形式重复出现，彻底过滤掉对象与论者抱持的前提相冲突的某种特质，好使论者没法直视对象的底蕴，促进其理论的（虚构的）和谐感、统一性。当然，这是阿氏从《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借来的剖析方法，亦即“多重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原则。于是，哪怕社会的文化现象和相关的文化论述种类繁多，它们总是掩蔽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即是参与者的社会实在条件。概言之，如其说阿图塞扔弃了辩证法，倒不如说他更强调辩证法原有的破坏力，并以新颖的字眼描述了“扬弃”（aufheben）的操作过程：既保留又取消。所谓扬弃，根据黑格尔哲学系统的原意，是既保留客体或概念本有的矛盾性，取消认识主体旧有的概念预设，产生更符合客体或概念的新知识。
没有主体？
香港岭南大学的文化研究系官网，设有“关键词汇”（Key Concept）的栏目，专为一些常见的理论字眼提供基本定义。当中，在名为“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es）的条目里，作者援引阿图塞的理论，指出国家机器的营运目的，是为了确保既存的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reproduction）。所以，为补足传统马派的国家理论，除了暴力镇压型的国家机器（警察、军警等）外，还必须加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下文简称 ISA）。据此，教育机关正是 ISA 的一种，它以“教育”之名把牢固的思想范式（即是意识形态）灌输给新一代，好使他们成年后投进既存社会秩序中的“应有”位置。当旧有的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其物质分配基础即可持续下去，直至永远。尽管条目的内容大致上没错，但它遗漏了阿氏 ISA 理论的重点。老实说，年青的卢卡奇、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还有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二人组（Theodor W. Adorno & Max Horkheimer），曾分别提出与上述网站词目相似的论述，说明阶级意识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微妙关系；布迪厄更有专题的教育系统研究报告，书名便是《再生产》（法语：La Reproduction）。那么，有别于上述理论家，阿氏 ISA 理论有何独特之处呢？当然是有关“意识形态的征召”假说了。阿图塞认为 ISA 的决定性功能，是缝合了人类个体与社会给予的“自我”身分。后者总是早已预设好的主体位置，当中包括家庭里的位置、学校里的位置，和社会里的位置等等。据此，由于人们是毫无保留地认同社会给予的个人身分，并把它们彻底内化成所谓的“自我”，人们便有效地完成各种社会职能，成为履行意识形态的践行主体。
阿氏的“主体征召理论”之所以惹来争议，不在他将“主体”弱化成被动的社会客体，而是阿图塞干脆把“主体”视作虚假的意识幻觉（沿用马派的传统说法：错误意识）。是故，由于主体化=意识形态的征召成功=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承担者，阿氏便认定超脱意识型态的唯一方法，就是消除主体，甚或“去主体化”。自笛卡儿、康德以降的传统西方哲学，论者总会追求理想中的“主客统一”状态。德国观念论者便为此挑起各种纷争，日后也形成不同的哲学门派（例如：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彼此吵骂不停，却一直未有完美、合理的解决方案。按照阿图塞的观点，上述的哲学争议之所以没完没了，皆因出发点全属错误：“主体”本身正是病根。这个杂质阻碍了论者如实地理解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这再次突显了年青卢卡奇与阿图塞的差别。虽说卢卡奇一样承认传统西方哲学的主体观招致盲点，使论者没法透彻地把握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有个中的实存条件；但作为黑格尔哲学的虔诚信徒，他仍相信通过辩证操作，能达致某种程度上的“主客统一”。
然则，阿图塞这种看似一劳永逸的推搪方法，最终制造出更多问题（比如说，就“主体”的定义问题足可辩论一世纪）。更重要是，他的理论促使一种庸俗的机械化约论。就此，社会中的个体就像发条装置，他们是绝对服从秩序、履行社会规律的人，并把庞杂、多元和频生意外的人类现象一概置于不顾。所以布迪厄才若有所指地责备结构主义者（补：当时法国学界把阿图塞视作结构主义思潮的一员）没有考虑实践的维度。他进而认为，只有把社会个体视作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域中践行的主体，才算是符合社会真相。鉴于其时法国的学术情况，面对僵化世界的结构主义、过份夸大个体意识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还有以解构游戏为文本乐趣的后结构主义三大选项，布迪厄独自开辟第四条路：假设社会个体为自由的践行主体的社会实践理论；同样地，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将阿图塞的意识形态公式“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像性关系的一种‘表征’”，修改成“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像性、象征性关系的一种‘表征’，以及帕斯卡式的践行效应”。于是，主体不再是蒙昧地完全认同了 ISA 提供的想像身份。相反，社会个体是采取卡夫卡（Franz Kafka）笔下的小说人物之态度：他们和意识形态赋予的象征身分、自我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以后设思维行礼如仪，按从习惯在行动上、口头上执行各样的社会象征仪式。对于齐泽克，上述才是承担起意识形态的践行主体。
笔者认为布迪厄和齐泽克的确分别以不同的办法，补足了阿图塞理论的缺陷，即补充了现代社会个体原有的复杂性，也就是（沿用黑格尔的说法）自我意识——客观精神（Geist）的互动关系。重点是，他们没有像阿图塞般轻率地扔弃了“主体”概念，并从回溯性的方法或额外加入实践的维度等，进一步判定主体的位置（一句话：个体的自我意识 =/= 真正主体）。然而，阿氏理论原有蕴涵的“对社会真实存在条件的洞悉 vs. 扭曲的错误意识”的张力便略为削减，有点被忽视了。
方法论上的补充：就此，我是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既然阿图塞的论述本来就（部分地）建基于拉冈（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上，也许拉冈的“L 图式”（补：它也是基于某种“整体”观）能弥补阿氏理论原来的不足，却不失其批判性。于是，阿图塞口中的“主体”是对应“理想自我”（ideal-ego）与“自我理想”（ego-ideal）这一对组合，它们分别是社会个体对想像性的自我形象，以及象征秩序位置的两种认同；固然是不同程度上的错误意识，却不是真正的主体。恰如 Bruce Fink 在《The Lacanian Subject: Between Language and Jouissance》的引例：在“我知道⋯⋯，但是⋯⋯”的句构里，“我知道⋯⋯”是被分析者根据他理解的主—客关系所提出的“自我形象”，也就是他者眼中的自我；“但是⋯⋯”才是语说者的真正位置。然则，恍如“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道理，当梳理好被分析者的错误意识后，我们必须把“社会的实在条件”的构成性问题，归回传统的马派政治经济学批判作分析处理。即言之，拉冈的精神分析只能处理社会个体的意识问题，仅此而已。
结语和展望
因为篇幅所限，笔者只能触及毛皮，稍微概括阿图塞的一些理论面向，以及它相应的问题源流。就此，我们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里，发现一股理论暗流。其中，年青卢卡奇代表的“统一的辩证法”与阿图塞代表的“断裂的辩证法”彼此交缠和制衡。两种辩证法蕴含的“二合为一”与“一分为二”的本体论逻辑，或许是我们将来继续为马派哲学考察的理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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