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界的盲点，及对女性主义的三个常见误解｜李柏翰
作者｜李柏翰
女性主义者在各大社会科学领域里“崛起”，往往是胼手胝足的，要么被视为“不那么严谨的学问”，要么就被认为是“带著特定意识形态而来的议程”。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影响力却又不容小觑，打开一片崭新视野，让各学科无法再视而不见而必须给予一席之地。但所谓“一席之地”通常是教科书的某一章，研讨会中的一个会议组，期刊论文里的一期专号。
这篇文章主要想透过英美国关学界女性主义研究奠基人之一蒂克纳（J. Ann Tickner）这几年的访谈与回顾，来梳理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以及“作为研究政治的科学（science）”之中的发展。女性主义既是一场全面性的社会运动、政治倡议，更是一个思想活动，挑战著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父”的视角及其权力的实践。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往往沦为一种顺道一提（by the way）的研究课题，仿佛女性主义只能用来处理某些特定议题，也只包括某些“知名”的女性教授（如之前介绍过的 Cynthia Enloe）。在 Theory Talk 的访谈中，蒂克纳谈到女性主义方法的独特性，重新诠释了国际关系，而这几十年来女性主义研究又遭逢了什么样的挑战与质疑，如何与“主流”学界纠缠。
先来介绍一下蒂克纳。他现在是美利坚大学的杰出学者、南加州大学的荣誉教授，曾担任过国际研究学会（ISA）主席。曾经出版过多本专书，包括《性别化世界政治》（Gendering World Politics, 2001）、《国际关系中的性别》（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2）以及《自力更生与强权政治》（Self-Reliance Versus Power Politics, 1987）。
蒂克纳在执教后，“发现”系上大都是男性学者，而他遇到的女学生几乎都对传统国关的议题不那么感兴趣（如战略、核武），因此他开始反思这个现象。但真正的契机是当他读到 Evelyn Keller 的《性别与科学》（Gender & Science），其中以性别角度检视了自然科学知识生产，启发了蒂克纳对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提出之政治现实主义的批判。
对蒂克纳来说（相信学界中许多女性主义者也是类似情况），投身女性主义的思考发展，主要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意识觉醒（不论家庭、职场和社交圈），以及发现自己和所属领域之间存有难以言喻的隔阂。那或许是大多数女性主义主体性（feminist subjectivity）缘起的阈限条件（liminal conditions）。但，女性主义对国关而言，究竟有何知识论上的启示？
从女性主义出发，国际关系作为研究领域，一直都是“性别化的”（gendered），而就其提问的内容及回答的方式来看，本质上就是阳刚的（masculine）。研究问题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是有意识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者的身分认同、所处地区、学术背景。历史上大部分累积的知识都在反映男人的生命经验，而属于女人的知识则容易被认为不重要而抹除。
在国关研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何计算国家收入（national income）或评估发展程度”。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模型都不考虑无报酬的生育与照护劳动，也不知如何纳入计算；但事实上，若没有这部分的劳力，全球资本经济是无从发生也无以为继的。更进一步，女性主义也主张“西方知识”的基础与传统本身也是性别化的，不论是否为历史偶然的结果。
举一连串的二元对立组来说：如理性、客观性、公共等概念，对立且优于情感、主观性、私密等。公共领域在历史上都一直是指男人活动的空间，而其发展出的“政治”理论也是基于男性公民的互动规则而来，沿用至今。而理性与客观性等价值，原本虽不等同于阳刚性（masculinity），但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都已经由男人（各学科之父）所界定了。
主流学界对女性主义的误解
在1997年的〈你就是不懂〉（You Just Don’t Understand）这篇女性主义国关理论重要论文中，蒂克纳强调了三个常见的误解，导致女性主义与主流国关学界持续分野的情况。事实上，主流国关研究（比如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全球化理论；区域政治、国际组织、全球资本）中，仍然很少看到有研究者主动采取女性主义视角及方法的。
蒂克纳点出的第一个常见误解是“性别的意义”。尽管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引入国际关系后，“性别是社会建构的”这件事并不再难以理解，但绝大多数的学者仍直接将性别议题等同于“专属女人的问题”，也无法反过来想像“男人的问题”或阳刚性在国际理论中的位置。或许，接受国际政治的实践本质上是“性别化”的，这件事仍是难以想像的。
第二个常见的误解是，女性主义者做的是国关研究吗？虽然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逐渐将触角延伸到与性别有关的问题，比如性暴力、性交易、人口贩卖、人权等。当然，这些并非“专属女人的问题”，但通常都是女性主义者关心的议题。在这部分，社运人士和政府有时候反而还比学界更积极，比如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倡议。
常见的第三个误解是“知识论的问题”。就算性别问题为政策领域所接受，但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主张与方法论却仍常被认为“与国际关系无关”。虽然国关领域拓展了关注议题，也逐渐承认女性主义提出了的问题具正当性，但“如何研究这些问题”仍然深受质疑。事实上，女性主义提出的问题很难用传统的量化方法处理，尤其在美国的国关研究领域中。
回到女性主义的理论假设：西方知识是性别化的，是基于男人的生命经验的。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极具挑衅的叩问。因此女性主义研究者经常优先探讨社会边缘的存在——那些受宰制和压迫的人——与传统国关学者采取治理者观点，由上而下理解国际体系的倾向截然不同。女性主义深受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探究的是既存的社会关系，而非源起无政府的真空状态。
因此不难想像，女性主义研究者较主流国关学者更常使用民族志（ethnography）来探索边缘的生活经验，或更早期的女性主义者爱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来拆解理所当然的概念组。后来女性主义也发展出“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方法，特别强调研究者的反思性，出于女性主义对创造主体、生产知识的权力及代言政治尤其敏锐。
国关知识生产过程的不平等
难以否认，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所有理论都具有规范性。或许后现代主义者不这样认为，而实证主义者更不会承认这件事；但女性主义者大方强调追求“解放”的目标与方式。国际关系这门学科起初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而出现（安全、秩序或和平），而女性主义及其他批判理论则与社会运动进程息息相关；事实上，没有任何理论会自满于纯粹描述经验事实。
也是基于这个出发点，蒂克纳认为美国的国关学界特别狭隘。在2008年 Arlene Tickner 及 Ole Wæver 合编的《全世界的国关学界》（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中，搜集了许多国家的国关学者对自己国内学界的观察，有些作者认为他们的学界都在“模仿”美国的研究议程与研究方法；有的则描述了十分不同的光景。
其中，Thomas Biersteker 检视了作为国关研究的世界霸权，美国学界事实上相当偏颇。他审视了美国排名前十的国关系所开给博士生的书单，大约只有10%是关于建构主义的，而批判理论或其他更基进的著作则更少。超过90%是美国作者发表的著作；而由于在美国，国关通常被视为政治“科学”的子领域，因此尤其著重理性选择理论以及量化方法。
之所以这里强调“科学”，是因为在其他国家中国际关系或许也被放在政治学相关系所里，但对于科学的“坚持”，尤其是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又称为“科学经验主义”）的崛起，似乎是相当“美式”的现象。美国人——不论学界、政界、社会大众——似乎普遍相信所有问题都能以科学来解释并解决；而“量化”世界则是最科学的研究方法。
这和“国关”作为一种学问，究竟是渊源于什么领域及思想传统紧密关联著。比如在法国，国关研究是从社会学和法律理论发展而来，而在英国，国关是自史学和政治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发展而来；再者，欧洲的国关学者似乎不像美国学者那样，会在学界及政坛之间自由游走，因此对批判理论或规范性高的论述，能够具有更高的开放性与包容度。
这里须认清一件事：整个国关领域是由位于不同社会的国关学界所组成的聚合体，但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却经常被忽略。当美国成为知识经济的霸权，英文成为国关领域的工作语言，美国学者成为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官员，加上研究经费的落差，许多国家纵使拥有一流学者、出色的分析、令人惊艳的理论，都可能被埋没在多重“知识生产不平等”的过程当中。
因此这也突显出，美国的国关学界不仅是“性别盲”，更对帝国主义、种族与阶级等议题都不甚感兴趣。在其他人文及社科领域，这些都已是谈了数十年的议题，相关论辩不断推陈出新，一直有新的证据、论点、反省被提出。但偏偏在最具霸权、“帝国”象征意义的国关领域中，这些问题反而是最少被提及的，甚至它们本身是否为有效的问题，都还是个问题。
结论
在2011年发表的〈处理差异性〉（Dealing with Difference）文章中，蒂克纳论及“非欧洲中心”的研究方法之必要性，因为各种“权力差异”——物质条件层面的，或是否被当作一回事（respectability）——都是阻碍任何诚意对话的绊脚石。要认真对待知识生产不平等的现象（包括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才有机会产出具解放潜力的研究。
一直以来主流国关理论都只关注强权如何创造安全，采取结构主义式的本体论，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在强权夹缝中生存之群体的知识。就这方面，蒂克纳推荐了 Robert Vitalis 的《白人世界秩序、黑人权力政治》（White World Order, Black Power Politics, 2015）及 Cynthia Weber 的《酷儿国际关系》（Que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6）两本专书。
关于这个话题，在另一场访谈中，蒂克纳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性别”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而女性主义也能成为发展沟通管道、促进诚意交流的试验场。第一步也许可以是：实证主义接纳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愿意以各理论的哲学传统来评判该理论的主张，而不仅以“科学”之名来预判新理论的内涵与价值，才能真正消除无限迴圈的误解与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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