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的技艺】台湾原住民的身份认同：太鲁阁还是赛德克？
【01哲学编按】本文为《田野的技艺——自我、研究与知识建构》之书摘。在我们（尤其是香港）看来，“太鲁阁”可能首先是一个旅游景区；又或许因《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才知道“赛德克”这个词。然而，“太鲁阁”与“赛德克”也是台湾原住民族群建构自身族群主体性与认同的重要名称。人类学家邱韵芳从自身的观点出发，分享自己对于这场正名运动的思考，名称的选择除了是历史问题，也是主观情感的问题。
作者｜邱韵芳
在1996年长老教会太鲁阁中会所举办的“正名‘太鲁阁族’研讨会”中，正名的议题首次浮上台面。在这次会议里，几位 Truku 牧者大力抨击过去政府与学界错误地把 Truku 人归类为“泰雅族”，并提出正名为“太鲁阁族”的主张。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正名议题并未引来大社会太多关注，反倒是形成了族群菁英内部之间的争议，进而衍生出“泰雅族”、“太鲁阁族”，和“赛德克族”三派不同的主张。其中强烈反对脱离“泰雅”的是著有数种泰雅相关著作的 Truku 学者廖守臣，认为应以“赛德克”为族名的呼声则主要来自南投，不过，在花莲也获得不少 Toda、Tkdaya 知识分子，以及部分 Truku 菁英的支持。1999年廖守臣去世之后，主张以“泰雅”为族名的阵营顿失重心，但另两派之间的争议仍旧无法获得解决，正名运动就在这样的僵局下渐渐地停摆。
2001年8月，人数仅有三百多人的邵族被官方承认为台湾原住民的第十族，带给当初推动正名的 Truku 菁英相当大的刺激，使得正名的议题再度受到关注。虽然我研究的主题是宗教，但正名运动是长老教会所主导，因此也成为我观察的项目之一。参与相关活动的过程中不免会被问及对正名的看法，对于这样敏感的问题，我自然很小心地不去下价值判断，更不会摆明去支持哪一方，但私底下当然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在我看来，Truku 和自称 Tayal 的“泰雅”之间的族群界线是很明确的。双方在文化形貌上虽有相当的相似性，但并无同源的认知，即使长期被学界同归为泰雅族，也并未因此形成一体感。至于花莲的 Truku 和南投的“赛德克”则明显的是同一来源，因此就“逻辑”而言，涵括了 Truku、Toda、Tkdaya 三个群体的“赛德克”一词，似乎是比“太鲁阁”（Truku 的国语音译）更合理的一个族称。
随著正名运动的重新推动，主张“赛德克”与“太鲁阁”为族名的两派阵营间的对抗也日益激烈。在不愿放弃“太鲁阁”这个名称，又无法获得南投方面认同的僵局下，一些花莲的 Truku 菁英开始修正“太鲁阁族”论述的内涵。他们表示，在老人的口述中，Toda 和 Tkdaya 乃是从 Truku 人的起源地，亦即南投的 Truku-Truwan 分支出去的，因此以“太鲁阁”来统称三个群体有其合理性。如果南投方面和花莲其他两个语群认同“太鲁阁族”并愿意加入，他们非常欢迎，若这些群体有自己认定的族名，他们也表示尊重。相对地，各群体也应该尊重花莲 Truku 人对自我族称的坚持。
发展至此，花莲的太鲁阁族正名运动已经从原先的以脱离泰雅族为诉求，转为强调花莲经验与南投经验的不同，来支持 Truku 人脱离“赛德克”范畴，另以“太鲁阁”作为族称的合理性。在2001年年底所举办的“太鲁阁事件105周年纪念研讨会”中，几位 Truku 知识分子均以“花莲的太鲁阁事件”来与“南投的雾社事件”做对比，强调前者在战争的规模与激烈程度上皆超过后者，却远不如雾社事件受到大社会与学术界的重视。我坐在台下听著这些慷慨激昂的陈述，突然觉得他们有些像这些年来力图建构自身族群主体性与认同，以凸显与中国之间差异的台湾人。自此，当再被问及有关 Truku 正名的看法，“中国 vs. 台湾”成了我用来分析南投赛德克与花莲 Truku 关系时一个常用的类比。我说，就像独立和统一的主张一样，族群的认同乃是基于主观的认知，无关对错。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台湾和大陆的历史渊源，但另一方面，经过了长时间的分隔，双方在历史记忆、生活经验各方面都产生了相当的歧异。在这种既相似又相异的混沌中，无论独立或统一都有充分的材料得以发展出支持其主观认同的一套论述。
这样的比喻不曾遭到反驳，我自己也认为相当客观、合理。可是渐渐地我却发现，“中国 vs. 台湾”与“赛德克 vs. 太鲁阁”这个比喻的移入，使得我对正名运动的立场与观感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原先我是以一个置身事外，理性的他者（etic）角度，去看待“赛德克 vs. 太鲁阁”之间的关联，认定前者是较“合理”的族称。然而，在“中国 vs. 台湾”这个二元框架中，我却是一个局内人，有对这件事的“土著”观点，其中负载了我自身的成长经验与情感。在政治倾向上、情感上，我的认同始终是偏向台湾的，这样的立场使得我对于太鲁阁族正名产生了同理心，以至于不知不觉中卸下了理性，从一个更接近主位（emic）的角度去体会他们之所以坚持以“太鲁阁”为族名的心情。我开始注意到，在花莲，支持“赛德克”为族名的一方往往以学者的研究、客观的历史证据来支持其论述，而主张“太鲁阁”的这方所诉诸的却主要是认同、情感与自身的成长经验；当主张“赛德克”之阵营的一名大将在台上慷慨激昂地陈述其意见时，前一句国语的“我们赛德克”，在下一句转换成母语时却不得不成为“Ita Truku”（Ita：我们），因为在花莲的用语中，sediq／seejiq／seediq 只意指“人”，而不像在南投同时也是 Toda、Truku，以及 Tkdaya 三个群体共同的自我族称。这些线索引导著我进一步去发掘原先没有感受到的，正名的意识形态背后所潜藏之更深切的文化、情感与历史等细致的面向。
此时另一位人类学研究生的出现，让我更清楚意识到研究者个人的经验对于现象的诠释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进入人类学这个领域之前，我和这位研究生都曾从事与原住民相关的工作，在部落里有过一面之缘。多年后在田野里相遇，几次交谈后我发现，两人看待 Truku 人正名的角度有著相当的差异，而这主要是源于我们各自不同的部落经验。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因搜集泰雅族纹面的素材走访了全省各地的“泰雅”（包含 Truku 在内）部落，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对“泰雅族”有著深厚的感情，也亲身感受到被归为“泰雅族”的各个群体间，的确存在许多文化的相似性。因此，他在面对太鲁阁正名的议题时，始终将其放在整个“泰雅族”的架构下来考量。而我过去工作时所接触的原住族群中并不包含泰雅，对泰雅的陌生，使得我看待正名时完全是以 Truku 为中心。
虽然在田野中已经预期到两人日后在正名这个主题上会有相当不同的呈现，不过，当我看到他的论文时还是颇为震撼。除了对一些相同的材料我们有近乎相反的诠释，他文中的一个结论也让我觉得难以释怀。他认为，那些力主“太鲁阁族”正名的 Truku 菁英一连串同中求异的论点，彻底印证了“工具论”的主张，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目的与脉络下，人们可以任意裁切、混合族群的传统与文化，以形塑个人或族群的“新”认同。
我并不否认花莲 Truku 人的正名诉求有政治动机在内，正名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的行动，但它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利益，同时也包含了更多复杂的面向。对整体泰雅族的情感使得前述的那位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在 Truku 人正名过程中对于政治利益的追求，而我却因为自身的台湾认同倾向，被正名行动背后所蕴藏的“根本赋予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所吸引。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在个人经验的引导下，影响了诠释时所采取的角度。
书名：《田野的技艺——自我、研究与知识建构》
主编：郭佩宜、王宏仁
作者群（依文章出现顺序排列）：
林开忠，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
张雯勤，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郭佩宜，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王宏仁，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赵绮芳，伦敦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Roehampton）舞蹈系
庄雅仲，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人文社会学系
容邵武，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龚宜君，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
顾坤惠，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邱韵芳，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人类学硕士班、原住民专班
林秀幸，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人文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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