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松孝二《天使的恍惚》：社运 X 炸弹 X 性 | 黎子元

作者：黎子元，01哲学主编。主编文章总编集

前面的文章已经谈论了若松孝二的三部电影：《胎儿密猎时》（1966）、《被侵犯的白衣》（1967）和《完全饲育6：赤色杀意》（2004），尝试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围绕著“男人为何对女人残暴？”的问题思索答案，构成了“男人（强迫症）篇”。接下来的文章打算继续处理导演的另外三部电影：《现代好色传：欲望的季节》（1969）、《性贼》（1970）、《天使的恍惚》（1972）。它们都制作于上个世纪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正是日本社会运动迈向极端、即将步入衰退之际。

若松孝二曾与基进的左翼社运分子过从甚密，这批作品可以视为他在同期对于左翼运动尤其是“直接行动”与“武装革命”思想脉络的描绘与反省。对于自身的批判理应更加凶狠一些！导演也许是从亲身经历中取材，也许是将当时在社会上流传之事加工创作、塑造典型，总之把左翼运动的种种问题和困境相当尖锐地给提了出来。从本文开始，我们尝试进入由若松孝二电影揭露的问题群，并把焦点集中于此：“左翼青年如何成了失败者？”，探问投身政治斗争的日本年青人（二十至三十岁群体）如何从社运浪潮走向狂热、暴力与过量，走向左翼运动的失败，是谓“政治篇”。

我的电影之所以是政治的，很大一部分理由是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上街去丢手榴弹。

首先来描述一下那个日本社会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吧。

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大众拥抱池田勇人内阁“国民所得倍增”政策的时期，同时却也是年青人对趋向物质富裕的社会变化产生怀疑、学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档口。反对日美安保、反对越战、要求美军归还冲绳、反对大学学费上涨等等，是当时社运关注的主要议题。日本社运到1968年达至白热化，与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毛主义与左翼思潮席卷全球的国际环境相互激荡。

虽然陶醉于日常消费的大众对年青人的诉求未必感同身受，也造成了世代分裂与学生运动的孤立无援，然而纵观整个六十年代，哪怕抗争手段日趋激烈，年青人始终保持了为理想而奋斗的正面形象。但是就在六〇年代末， 随著“直接行动”与“武装斗争”思想冒起，运动内部不同路线的派系之间残酷争斗与动用私刑成风，在媒体报道和公众心中的运动形象于是朝向负面转变，让运动丧失了舆论支持与募款能力。

自1968年6月东京大学学生发起罢课，占据讲堂、封锁校园，至1969年1月以警视厅动用机动队强行解除封锁告终（遭受学生用石头、汽油弹作出激烈抵抗）的“东大纷争”，又称“安田讲堂攻防战”，预示著六〇年代的社运到达顶峰，随即开始步入衰退。值此关键时刻，部分运动领袖认为必须以更激进的抗争手段力挽狂澜，于是出现了建立武装部队向政府全面开战的斗争路线，从运动中分离出极左翼团体，即“赤军”武装组织，最终在七〇年代初酿成“浅间山庄事件”，组织内部私刑残害同志的行径公之于众，对社运群体造成沉重心灵创伤，标志日本社运史武装抗争阶段终结。

在这十年社会运动期间，年青人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变？他们内心苦恼的是什么？哪些现实条件，怎样的逻辑推演，导致部分年青人不得不转入武装斗争路线？他们又为何对同志展开攻击与迫害？从年青人的内心世界入手，也许是一条思索六〇年代日本左翼运动失败的进路。而若松孝二的电影则将我们的思索对象从宏观论述引向微观运作，从运动步入衰退之际年青人日常生存的秋毫之末，曝露运动历史与年青人生命中的莫大之事。本文尝试提出以下问题：也许并非因为基进左翼青年实施暴力，所以运动失败了，反倒是因为运动和理想失败了，他们才不得不如此暴力？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缓解内心失落的暴力手段，除了炸弹，还有性。

《性贼》：无能的左翼社运青年

《性贼》的故事正是从运动转向低潮、警察加紧搜捕社运青年开始。一个社运青年团体尽管夺取警员配枪成功逃脱搜捕，却随即陷入不知下一步该往何方去的迷茫，只能流徙匿藏、等待指示。其间，所有男成员轮流与唯一一位女成员绿子做爱。在接纳每一个男人时，女人口中都喊著“我们一定会胜利”，如同“充权”仪式一般。打著我们是“玫瑰色军队”的旗号，男人便毫无顾忌地对女人执行起这项“团体惯例”。无事可做时一会儿唱著淫词艳曲，一会儿又唱起国际歌，以此度过空虚无聊的时光。他们平日满口说著“革命”与“战争”的词汇，当看到同伴被捕的新闻，又马上说我们是无辜的，什么都没干，不会被逮捕。

与社运青年困顿、无力的精神状态形成对比的，则是在逃脱搜捕当晚偶然混入团体的青年“铃木”。这个背景不明的外来者，矮小瘦弱、其貌不扬，甚至后来被发现还阳痿不举，却能够在社运青年打算把夺取的警察配枪扔掉时作出果敢判断将枪留下，能够经受团体质疑他是否警察间谍而施予的拷打审问，能够顺利引领众人转移到适合的隐蔽地点，每日花钱提供食物和带来外部资讯。更神秘的是，当第二天的报纸报道市区发生爆炸事件的前一晚，这个“铃木”总会不知所踪。而他总是憨厚地回答质询，说自己是一个小偷，被逼问后暗示曾放火烧毁工厂。

社运青年团体内部既因为斗争路线分歧而关系紧张、随时内讧分裂，同时又因为无聊与恐惧，愤怒与痛苦，因为试图对外诉诸暴力而不得，无能到了只好和女人做爱而其他事情一概做不成的地步，得以连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结局就是遭成员出卖、被警察逮捕。至于在青年团体成员眼中看起来如废物一般的铃木，才是真正往政府设施投放了炸弹的行动者和恐怖主义者。他最后成功从警察对他的围捕中脱身，还将一众警察及那个叛徒——他其实正是团体的领袖——全部开枪击毙。

电影借助“小偷·铃木”揭示出这批满口革命、战争词汇的社运青年，其实根本不具备能把他们口中每日念叨的事情做成的生猛野性与执行能力。同时他们也对其他社会阶层毫无认识，并没有跟例如社会底层、边缘人群连结成抗争联盟的意识。通过铃木之手，枪决曾经的领袖、如今协助警察抓捕同伴的叛徒，更是对这种社运中并不乏见的变节者进行大加鞭挞吧。电影的尖锐批判甚至指向了“中央”。左翼青年们窝在破旧的小房间里等待中央指示，期间只好不停做爱，然而最后等到的是“中央”更为虚妄的指令：放弃日本，发动世界革命。负责传递指令的另一个女人也被男人们摁倒在地——理想都遥不可及，能做的事情就只有性了。

《天使的恍惚》：投炸弹吧！奔赴我们自己的最前线！

与《性贼》中充满无力感的左翼社运青年不同，《天使的恍惚》描绘了一批真正走武装斗争路线的社运分子。那么作为直接行动者的他们又遇到了什么苦恼的事情呢？那便是背叛与抛弃，而且是双重的——来自组织，也来自情人，这迫使他们在绝境中必须做出最终抉择。带领一支武装小分队的“十月”（吉泽健饰演）隶属于组织领导“秋”，而秋同时又是他的情人。这种微妙关系揭示出一种由双重原理来决定的组织结构：一方面是纪律，另一方面则是爱欲。而秋跟她的男性上级也构成这样的关系？

十月领著分队潜入美军基地，盗走多箱炸药，却付出半数队员牺牲的惨痛代价，他自己也在爆炸中双目受伤而失明。队员“星期五”（横山真理子饰演）和“星期一”没有救援，却驱车带著炸药逃离现场。随后另一部组“冬”的队伍闯入二人家宅，不惜通过拷打逼供、残害身体，从他们手上夺走了炸药，声称这是上级命令，更宣誓他们定要炸毁目标的意志。雪上加霜的是，十月分队仅存的四人（年纪最小的“星期六”更是秋以自己肉体来操控、派到分队的间谍），接到组织指示，面临解散与整编。而发生的一切，在十月看来，既是组织对分队的背叛与抛弃，也是秋对他个人的背叛与抛弃。再加上双目失明，他于是陷入无力与痛苦当中。

电影藉十月分队的困境，揭示在“武装斗争”思想下拿起枪杆子的社运青年所面对的残酷现实。一方面，残酷是来自外部环境的，他们要执行诸如潜入美军基地盗取武器、与敌军交火、炸毁指定目标等赌上自身生命的艰巨任务。而另一方面，也是更让人陷入彻底绝望的残酷，那就是组织内部的残酷。一旦采取了武装斗争路线，社运组织就将自身推到了为达目的必须不择手段的绝境。而不择手段也包括了残酷对待同志，将其视为达成计划的棋子而非真切存在的个人。于是，被背叛与抛弃的同志就成了为大义而不得不作的牺牲。由此理性逻辑更会推导出非理性的过量欲望，驱动组织内部残害同志的事件发生。

被冬的队伍拷打之后，星期五和星期一认识到十月分队与整体组织之间的差别（我们永远都不会互相斗争，我们比一家人还亲），意识到自身被组织视作弃子的地位（对组织来说我们是什么啊？），进而质问：革命战士必须是这个组织的战士吗？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是一群要建立自己世界的人。而十月熬过了无力与痛苦，在绝境中做出最终抉择，宣布：十月的战士开始战斗了，所有人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要捣毁这个错误的未来，哪怕没有明天也要战斗。他意识到，在组织的规训与命令之外，每一个队员也有自己要达成的任务，也有自己的战场。东京既是组织的战场，也是“我们的战场”，没有人能够阻止个人的意志与行动。

十月没有接受将小分队解散与整编的指令，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歌厅与领导碰头交换讯息，然后和她做爱。缺席表示他与秋彻底决裂，她企图束缚他的计谋失败，这让女人陷入了疯狂，反过来视十月为先驱，觉悟到人是可以自己反抗而从来不需要组织的命令。缺席也意味著十月分队违反了纪律，叛离了组织。十月不再跟随组织的计划，不再担任领导，他解散小分队，将炸药分发完毕后，四人便奔赴各自的最前线，迎向各自的终末时刻。星期五和星期一在东京发动无差别炸弹袭击，星期六也学会如何决断，瞄准自己的目标扬长而去，至于失明的十月，如同神迹一般，竟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行走自如，带著炸弹不知正赶往何处。

电影用一段节奏明快、时空交叠的剪辑，展现了星期五和星期一在东京向各处投放炸弹的爆炸画面，扫除了整部电影阴沉与郁闷的氛围，将队员内心长久的不安与失落一下子释放出来。这个段落也显示出电影除了社运、炸弹和性，还有第四要素：爵士乐，将这个时代人们敏感、脆弱而又紧绷、跳脱的神经症征状极力地显露出来。而电影开篇由歌姬/星期五完整演唱的那首《在寂静的最前线》，也唱出了左翼社运青年内心真实情感而在人们心间回响——这首歌的歌词由电影编剧出口出亲自撰写。

然而就在内心释放的同时，这些炸弹爆炸的画面也标志日本六〇年代左翼社会运动的失败：一场年青人以变革社会为宗旨的社会运动，最终不得不转变为个人主义的无差别恐怖袭击，说明这场运动已经没有别的出路。 而一旦开启就只能越发激烈的暴力，只是运动失败造成的结果。以暴力作为回应失败的手段，也许与投出的炸弹爆炸同等效力的，是性爱的高潮——甚至就像十月和星期五相互慰藉那样，未必是做爱，只需要高潮。炸弹和性，两者都带来激荡、恍惚、狂喜（影片英文名用了“ecstasy”这个词），然而都不过是残酷的社会运动中片刻的刺激而已。

下一篇文章将接著思索六〇年代日本左翼运动的失败，借助若松孝二的另一部电影《现代好色传：欲望的季节》，围绕“日常性”问题，检视当时影响左翼社会运动和日本年青人颇深的“重新探寻日常生活方式”思想，在向外革命而不得的时刻，如何自内部——既是内心，也是组织内部——牵动著运动与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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