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麟专访（下）：透过字母会，看见台湾小说与法国思想的缠绕
作者：董牧孜
编按：
傅柯谈福楼拜时说，整个图书馆就是一个诱惑的场所，诱惑你进入整个人类文明最核心的所在。《字母会》是这样一系列的写作，引诱你进入当代台湾小说和当代法国思潮互为缠绕的场域。近七年来活跃在台湾的写作团体“字母会”，由一位哲学家和六七位著名小说家组成，共同完成A-Z的26个哲学单词的系列写作 。字母会发起人杨凯麟是从哲学系转战艺术学院的法国哲学研究者，现任北艺大艺术跨域研究所教授。在杨凯麟 X 01哲学的系列访谈中，他与我们聊了聊这场哲学家与文学家的写作长跑，也分享他长期以来对台湾及西方文学理论界的观察体历。
01哲学：能谈谈你对A-Z字母的概念选择吗？它们涉及哪些法国哲学的关键命题？
杨：“未来”（Avenir）、“死亡”（Mort）、“事件”（Événement），这些都是字母会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绝对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含义，恰恰相反，它们反再现、反逻辑，很难找到直接的对应方式，我们以此去接近非常复杂的法国思想。从A到Z，每一个字母都是它自身的反命题，比如“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一方面是to come，但当它到来时，它就不再成为“未来”，因此，想象未来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他的时间性是关于过去，统整人类已经想过的事情并将其历史化。从海德格开始，西方哲学便是朝向未来的时间线。未来隐含著一切的未知和差异，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死亡”。由于所有死亡都必然是别人的死亡，“我死了”这句话必然是说谎。换句话说，“死亡”一词作为动词，必定不是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而是属于第三人称的：“死亡”必定是“他死”，是属于“他者”的经验。对我而言，我的“死亡”必然在“未来”，必然是未知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死亡，死亡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事件”，事件必然是突如其来。
01哲学：字母会是一个怎样的文学书写团体？你们共同创作的状态是怎样的？
杨：字母会每两个月聚会一次，共同写作，交换生命状态。字母会成员之中年纪较大的是骆以军与颜忠贤，其他人都是40岁世代。这期间我们有人生病，每个人都在同时创作自己的其它小说，我也在进行自己的研究。这几年里，台湾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太阳花学运。胡淑雯就是在学运会场上写字母会的小说。在我看来，字母会这些年逐渐形构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友谊，它完成的不只是出版，台湾中生代的创作者在这样的团体中集聚了对文学的爱。
“友谊”一直是哲学中的谜，当中牵涉到哲学最根本的字根“philo”，是爱，喜欢。对柏拉图而言，每一个职业的定义都与友谊有关，比如渔夫是跟鱼做朋友，木匠是跟木头做朋友；谁能跟木头成为更好的朋友，谁就是更好的木匠，这是木匠的伦理。哲学就是跟智慧做朋友，跟智慧谈恋爱。无论是跟木头还是智慧做朋友，都牵涉到存有学和美学的问题，要对某件东西有一种共通的温暖而不是恐怖的感受——要是害怕就永远无法成为朋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朋友”之所以有可能，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利益，或者我们住得很近，而正是因为我们对某件事有种“温柔的共感”。我喜欢蒙田谈友谊的一句名言，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跟作家La Boétie成为终身的朋友，却可以跟别人会翻脸。蒙田说，因为是他，因为是我。字母会在漫长的五年相处之中，渐渐对文学有一种“温柔的共感”，这种文学团体很罕见。
01哲学：你怎么评述字母会现阶段做到的成果？小说家如何反过来主动地回应这些哲学思想？
杨：字母会的起手式，表面上是法国思想带领、触动和启发台湾一线的小说家搞创作，好像有某种感性或哲学教育的成分。然而伴随书的出版，结果应该是反过来：如果你想要了解台湾小说与当代思潮的关系，恐怕只能透过字母会这套书才能知道；而透过字母会的锻造，这些作家此后的写作将与此前不复相同。我们在等待一个魔术时刻，在未来，我们会看到台湾文学是在怎样的界面上与世界上最激进、最主流、最高端的思想接轨，这是我们时代的“事件”。
字母会的小说之前是在《短篇小说》出版，后来合集系列改在卫城出版。新出版之前，胡淑雯全部重写了自己的小说，童伟格也做了局部改写和重写。小说不再是单纯地讲故事，或者铺排设想的情景，小说背后必须要有某种精神性和思想性的辩证。透过字母会的创作，这些小说家再度确认了小说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或许以后的学者在研究字母会时，会对比内部不同版本、重写前后的差别，他们书写模式的改变我们将在未来看得更清晰。
01哲学：字母会的创作面临著新／多媒体技术崛起的大趋势，写作本身也变得数据化。当文学这种形式本身在当代社会已日趋边缘化，文学的“当代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杨：当代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是属于、并只属于我们的当代？傅柯对沙特最大的批评是：“沙特是一个好哲学家，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在20世纪讲19世纪的话。”我们希望写小说还也要有它的当代性，就像我刚才说，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还延续19世纪的想法来写小说，这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困难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华语写作应该配备怎样的思想的平面与核心？
兰波讲，“每个人都必须现代”，所谓的现代主义就是他的当代。我们不再处于现代主义的时代，但是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当代，我们应该自己发问，并且自己回应。当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倡白话文，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写文言文了，他设想了白话文书写有怎样的可能性。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目前为止我们所不敢想象、不曾想象的中文文学的样子？整个外部世界的改变已经远远地把我们抛在后面，我们应该有所改变了。我们应该能够提出一个跟西方、跟整个世界抗衡的、所谓“当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继续停留在19世纪。
什么是当代？让·吕克·南希发明了一个概念，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所有的书写都应该是某种“外书写”。“书写”的法文动词是“écrire”，c的法文发音接近x，南希把书写改成了“éxrire”，“ex”就有exterior（外部）的意思。他认为所有书写不再是写你熟悉的东西，也不再是再现和回忆你所经历过的事物——即使你经历的故事再怎么有趣、你在城市中的性冒险再怎么刺激，你更应该写的都不是这些。要写那些不可书写、还未被书写的东西，这不是以主体为核心来设想的一种书写。“写不可写者”，这是让·吕克·南希对书写所做的最激进的定义。
“写不可写者”，但问题是，“不可写者不可写”，那到底要怎么写？这涉及法国当代性最核心的东西，60年代开始，傅柯写《疯狂史》时与德希达有一场论战：如果历史都是理性的，那怎么可能有一种历史叫做“疯狂的历史”？疯狂是非理性的，一旦被写成历史，它就丧失了疯狂最主要的特性，它将不再疯狂。换句话说，“疯狂史”里面没有“疯狂”了。整个法国思潮的精神状态就是去想那些不可想、说那些不可说、看那些不可看、写那些不可写。然而，要做这件事情，并不是把那些不可写的东西变得可写，而是以其它更复杂的、但更具启发性的方式来处理之。整个当代法国哲学和思想家就是在做如是的示范。
01哲学：严肃文学要如何回应新媒体时代的潮流翻转？
杨：要分清楚两件事。一个是市场的标准，一个是价值的标准。每个时代总是有最大比例的媚俗群众，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以德文字“kitch”描述他们。他对媚俗的定义很有趣，媚俗就是“不承认这个世界有大便的存在”。媚俗的群众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大便。
然而，每个时代真正有开创性的思想和作品必然是超越它本身所处的时代。如果你去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或者巴黎奥赛美术馆，几乎能找到梵高的所有画作，因为梵高生前一幅画都卖不出去，只有他弟弟帮忙买了三幅。为什么卖不出？因为梵高的同代人不是19世纪的人，而是我们，我们看得懂他的画。德勒兹引用卡夫卡的话，说“所有艺术家都是为了未来的人民而创作”，而不是为了他的同代人。超越时代，是很严峻的考验。比如尼采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根本找不到出版社接收，他自费出版，只卖了32本。字母会的销量已经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二十倍或三十倍，这是碾压级的（笑）。
01哲学：你还是很相信文学和文字在当代的生产性和能动性？
杨：是，不相信就活不下去，在字母会写作的这些人都相信。他们都具有某种天真，在一切都讲究效率、绩效、金钱的时代，他们还愿意这样去写作。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做了不少努力，凭借我们现在的社会位置，试著去摇晃那个已经很僵固的体系。我们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上面永远有老师——他们战后婴儿潮那一代，因为上一辈人大量地在作战死去，所以他们大概30岁左右、80年代末的时候就全面接班了，他们手中的棒子一直拿到现在。更荒凉的是30、40岁这一代，他们也没看过我们年轻时代的太平盛世，他们出生的时候房价就已经很高。今天的年轻人不管再怎么努力，好像阶层都不会转换，做什么都只会得到别人的嘲笑和轻视，似乎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摇晃那个已经什么都不再可能的世界。但是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字母会的成立似乎有一种激励。
据说字母会的出版使得一些原本要自杀的年轻人回头，而除了字母会的内部成员，也有几个年轻小说家自己在私下执行字母A-Z的书写。在我们的新书发布会上，常有很多眼睛发亮的年轻人询问，我到底要怎么开始？其实，字母会本身即是在示范如何开始，如何开始成为一个小说家、哲学家？这很难，因为最开始你翻开哲学书时发现没有一个字看得懂，小说虽能读懂，自己却写完全不出。不过，童伟格对此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写”，你就是开始写，什么都不管地就去开始。我常常引用我的老师René Schérer对德勒兹的评论，德勒兹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我们不再对“我们会思考”这件事情而感到羞愧。假如成名作家都愿意跳下神台，去做一些初阶的事情，很有尊严地把写小说、把哲学作为一种志业；如果这一群四五十岁、已成名的大叔、大婶都还期待著未来，热血地投入某个明知在市场上会失败的计划，那么作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