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麟谈台湾文学（中）：评论界已弃守，小说家很孤独｜董牧孜

编按：

傅柯谈福楼拜时说，整个图书馆就是一个诱惑的场所，诱惑你进入整个人类文明最核心的所在。《字母会》是这样一系列的写作，引诱你进入当代台湾小说和当代法国思潮互为缠绕的场域。近七年来活跃在台湾的写作团体“字母会”，由一位哲学家和六七位著名小说家组成，共同完成A-Z的26个哲学单词的系列写作 。字母会发起人杨凯麟是从哲学系转战艺术学院的法国哲学研究者，现任北艺大艺术跨域研究所教授。在杨凯麟 X 01哲学的系列访谈中，他与我们聊了聊这场哲学家与文学家的写作长跑，也分享他长期以来对台湾及西方文学理论界的观察体历。

01哲学：字母会算是一个系统地借力西方理论来探索中文小说书写的文学团体，台湾文学史中有过哪些类似的实践？

杨凯麟（以下简称杨）：台湾战后文学有过两次大的跃进——如果用比较强的说法就是革命，都与西方理论的引进有关。第一次跃进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白先勇、郭松棻、陈映真为代表。在台大外文系念书的学生办了一个叫《现代文学》的刊物，介绍卡夫卡、卡缪，在文学上引进了英美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写法，在哲学上引进了存在主义。后来台湾有七等生、王文兴等人将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相结合。那还是白色恐怖的戒严时代，整个社会是封闭的，台湾小说家、诗人处在与外部世界脱节的状态，但因为有这样一群年轻人的出现，台湾的文学地景被改变了。因此要理解台湾文学，我们首先会想到这一批人，尽管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在台湾，现代主义晚了西方五十年才被引进，存在主义的引入也晚了近二十年。以前的研究者说这种时间差是一种“迟到的现代性”，但我不认为“迟到”这个词有太多的意义，他们不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做20世纪初的事，而是创造性地引用并转化了现代主义元素，创作出属于他们自己署名的作品。有创造性就不存在迟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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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是台湾文学的第二次跃进。台湾1987年解严，经济力暴增，压抑已久的社会力一举爆发，整个社会非常亢奋。后现代思潮的引进对台湾小说产生了第二波冲击，当时涌现出一批作家包括朱天文、朱天心，尤其是张大春，启发了那时候的很多大学生，比如骆以军、黄锦树，还有已经过世的邱妙津。九十年代人人言必称后现代，我们几乎是庆典般地拥抱所有引进的事物，不过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即便在学院，恐怕也没几个人知道“后现代”究竟是甚么……“后现代”是美国学者炒作出来的概念，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法国哲学。然而法国人不认为他们的哲学是后现代主义，他们很嘲讽地说“后现代主义是美国人发明的”。实际上，法国哲学根本不谈“后现代”这个词，李欧塔也只有提“后现代条件”时才谈。

从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概有二十多年，台湾文学相对沉寂，没有甚么新的跃进。从90年代到如今，又是二十多年，我们很渴望有一个大的翻转。字母会就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引入20世纪下半的法国思潮，作为激活小说写作的思想资源。具体就是由我向台湾小说家介绍法国哲学的概念，台湾小说家对这些概念作出小说式的回应。我在为每个字母所写的一千字序言中设置了障碍和关卡；小说家就以小说的方式来回应这种不可能、不可感知的状态。对于每个小说家而言，这是一种折磨，逼著他们用到自己能力的极限，远离惯性，不用虚假、耍花腔来应对，而是像武侠小说之中的人，以修练了二三十年的、最本格的功夫做出最后反击。

01哲学：字母会为何选择法国思潮作为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如何在字母会文学书写中运作，激发创造力？

杨：巴迪欧在前阵子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类文明有三个黄金时代，古希腊时代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十八世纪有德国观念论，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第三个黄金时代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傅柯、德希达、德勒兹这些法国天才颠覆了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字母会某种程度上希望与人类文明的第三个黄金时代接轨，以小说家的方式做出回应。

20世纪以后的新理论——无论人文学科或是理工科，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存在很大的障碍。在牛顿的时代，我们只凭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可以理解力学三大定律；然而爱因斯坦之后不再是自学的时代，比如要理解相对论，那么你的数学、微积分能力要很强——这也是为甚么爱因斯坦会说，真正理解他理论的只有7.5个人。虽然我们现在很多科普书会介绍相对论，但那不真的是相对论；正如市面上有很多哲学普及书，那些书实际上跟哲学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今天或许只有英美分析哲学才能以“常识”的方式解释清楚，它讲究逻辑，不需要懂很多哲学史就能理解。这也是为甚么分析哲学的市场那么好，而法国思潮则那么困难。法国哲学跟常识的距离非常遥远，他们批评的正是话语本身与真理之间的关系，话语被扩充到极其复杂的维度。德希达、德勒兹、傅柯，他们都是反常识的。

01哲学：从自身脉络来看，你认为台湾文学接受当代法国思潮的条件是甚么？

杨：不只是字母会，整个华语思想世界对从30年代德国、到60年代法国的兴盛思潮都是相对陌生的。在我看来，整个华语文学还很“前现代”，是以50年代之前的方式写作。我们今天要继续写作，不能假装20世纪甚么都没有发生过——假装没有高达的电影和70年代的新小说，而继续以那种很古典的方式写小说；就像画家不能假装没有印象派、立体派、毕卡索的存在，而继续以17、18世纪的技巧作画。

台湾的文学院、外文系一直以来都追随美国的主导。由于外文系可以很快引进和移植美国最流行的理论，在学院政治上可以主宰权柄，过去尤其如此。这几年外文系有些衰退，原因在于2000年以后西方理论界一直在走下坡路。当中有很多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大师们慢慢死掉，即使现在讲的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其强度和深度也无法跟68世代相比。就法国哲学在英文世界的传播而言，80年代英文世界已有“傅柯热”，德希达也受到英美学界的欢迎。等到这些人都被消费地差不多了，到2007、2008年左右，德勒兹才在美国流行起来。德勒兹90年代就过世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差异与重复》直到2007年才有英译本——而傅柯的代表作《词与物》早在1978年左右就被翻译成英文了。他的理论热潮一直延续到2012年、2013年。

如果说台湾学院是靠美国的流行理论来激发自身的活力，那么当美国、法国这些原产地也在衰退——当怪物的产地都产不出怪物时，我们这些国际学术工业的末端就更加萎缩。在2011年，台湾举办了一场亚洲德勒兹会议，邀请英语世界许多研究德勒兹的大咖来参加。这可能是台湾学界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此后，整个学界几乎就处在相对沉寂的状态。如今在台文系、中文系、外文系，少有人对当代思潮有基本的研究，至于外文系则都是在教英语教学、语言学了。

在2000年的第一个十年里，因为政治的缘故，台湾的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台湾文学研究所或台文系，然而他们的研究都非常古典。一方面他们没有能力接触最新的理论，另一方面理论也不吃香。然而，没有理论就欠缺了解读小说的能力，这成为一种恶性循环。90年代的文学生态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小说家很强，另一方面校园里教书的一些老师评论能力也很强，所以存在一种互相争场的状态。但现在，整个台湾校园已经垮掉，没有人在评论，没有人有能力评论。其实当代台湾文学创作陷入死结的原因也在于整个评论界已经弃守。小说家变得很孤独，他们分散在各地，慢慢地在自己的书房里被挤倒，中风或自杀，陷入很悲惨的状态。

01哲学：作为华语文学，台湾文学无可避免地牵涉在东亚、亚洲的地缘政治之中。字母会如何理解和定位台湾文学自身在世界文学中的坐标？为何不取来自南亚、中亚或非洲的思想资源？

杨：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并不必然是最优先、最主导的，也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假设。我们受政治、国族主义、语系的影响，往往假设文学具有某种内部性或者亲缘性。比如因为我讲中文，所以我的文学创作就应该有既定的模式；因为我身在马来西亚，所以我的小说里就应该有雨林、橡胶树、棕榈树；因为我有台湾独立的想象所以就应该用闽南语写作，或者我就要在里面要反中国等等。

对我而言，马来人、中国人或台湾人的文学无法统括所有东西，文学应该含括所有的可能性。我比较在意的是作品作为一种抽象的、纯艺术的状态，作品的最强烈、最激进的状态应该是甚么？当我这样讲时，会被批评为固守纯艺术的观念：没有地方的脉络、没有想到殖民的历史，身为黄皮肤的人却整个引用欧洲中心白人的思想来书写——然而一切并非如此简单天真。这种论述自然跟整个反殖民、后殖民的思想脉络有关，但当全球化已不可回头且无法停止，当全球物流和网络如此连贯畅通时，我们再来谈殖民／后殖民的意义到底是甚么？或许殖民时代已经结束，后殖民的阶段也已经结束。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其它方式来思维地球？台湾的左派往往会有这样一种状态：在光谱上，我比你更左；但右派不会说“我比你更右”。我的这种说法在他们面前就会显得非常反动，被认为“被殖民而没有想到反抗”，但或许那些讲后殖民的人才是真正被殖民的？坚持道德性文学立场并非不可，但不意味著要否认文学的探索。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正是因为它有一个外部（outside），它把这个外部曲折进入成为它的内部（inside），它唯一的inside就是它的outside，当中存在一个不可能的折曲。这个不可能的折曲，用普鲁斯特的话讲，大概是“最优美的文学是那些把它的母语写得像外国话一样”。19世纪以来，整个西方文学创作都有很强的外部性，必须有一个他者或者陌异性作为参照。文学要打开目前语言的边界，就要引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如德勒兹所讲，小说家要成为非小说家（becoming no writer），从我们既有的、惯性的想法中逃离开来。

01哲学：但选择甚么理论，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选择我们如何自我生成的方式吧？

杨：我受傅柯和德勒兹哲学的影响很深。这两人都不是那么批判性的哲学，尤其是德勒兹。德勒兹往往为他喜欢的作者说情，而不是总要审判别人哪里有问题。一个思想者并不一定直接去回应社会，但他一定以自己的天分和专业能力思考过了这些问题——或许是哲学家的方式，或许是小说家的方式。如果这是一个重要的、每个有基本反省力的人都会去自我反省的问题，那么他们也必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反省，比如我们身处的东南亚紧张的政治局势、全球化跨国企业的宰制状态。不应该要求一个小说家以哲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方式去写作，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分析能力。并非只有写丛林才是在处理马华文学的主题，对于一个严肃且有天分的小说家而言，他的每一个字都已经铭刻著那些最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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