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香港人看沙士：除了买楼还有什么？
新年伊始，这城的人们又再次戴上口罩，这次并不是为了掩饰身份上街游行，而是防御去年底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型肺炎”）。早在首个病例去年底确诊的一个月，内地已有超过80个城市实施“封城”，香港的“封关”行动却姗姗来迟，市民看着节节上升的确诊人数，恐慌情绪一度达至高峰，出现排数小时长龙买口罩，涌进超级市场抢购粮食、日用品的场面，人们也被迫留在陋室中。一下子，往昔热闹的街头变得人稀车疏，充满活力的城市恍如停顿……
2020年1月23日，香港首次出现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有立法会议员教不够口罩的人翻蒸口罩杀菌重用，有长者跨区通宵排队十个小时只为求一盒口罩，有人趁超市落货时劫走50条价值不过2,000元的厕纸，有不良商家炒高防疫用品价格数倍以上……种种荒谬现象背后，让人看到香港这样一个从来不缺物资的城市，在面对疫症时原来不堪一击。
香港民意研究所2月15日公布的“社区健康”调查结果，发现目前每人的口罩数量平均足够用22.9日，四成四受访者表示有两星期至一个月的存量，其中，“33至39岁”的口罩量平均够用25.7日，而逾60岁的则只有22.6日。
在深水埗区，多的是㓥房与老人。该区区议员李庭丰自农历新年开始便于世界各地张罗口罩，他说一开始是有子女的家庭比较紧张，但自市面上口罩开始短缺、价钱暴涨，平日接收资讯较慢的长者也着急起来，他于是替街坊团购口罩，“我没有想过是真的会打爆办事处的电话，连自己的（电话）也被打爆，甚至有街坊星期日上来办事处问有没有口罩订。（街坊）听到任何地方疑似有口罩卖的消息都会涌去抢，我（办事处）楼下便有‘万宁’，两次传有口罩，两次都有人排队，但都是假消息。”
李庭丰不是唯一一个替区内居民订口罩的区议员，其他地区也出现同样情况：区议员担当采购防疫用品的角色。到目前为止，多区区议会包括中西区、屯门、大埔、元朗、西贡等通过拨款50万至130万元不等，以购买口罩、消毒搓手液等防疫物资，并派发给市民。李庭丰会反思这些事情为何是区议员，甚至是民间组织去做呢？
社区恐惧比沙士更甚 源于政府不作为
当你一个这么大的政府也要靠别人提供source（来源）给你买口罩，会令人觉得政府的底蕴有多少呢？难道什么也做不了吗？
“区议员不是口罩供应商。现在是全球都在抢（口罩），为何是区议员去做这个工作呢？当你一个这么大的政府也要靠别人提供source（来源）给你买口罩，会令人觉得政府的底蕴有多少呢？难道什么也做不了吗？”连串的叩问便是如今社会对政府的批评，政府的“无为”变成了区议员的“责任”，李庭丰不解的是，有十七年前SARS的前车可鉴，为何再次面对对来势汹汹的病毒时，政府居然还显得手忙脚乱？
“有街坊只得几个口罩，自己是长者，对上还有两位长者，要陪他们去医院覆诊，到底陪不陪他们去呢？如果住在家居隔离的大厦，作为邻居要如何自处呢？学校最近要停课，这段时间父母要上班，政府的托管服务又停，不用上班的子女要去哪里呢？”李庭丰接着说：“坊间有提议将检疫中心设在迪士尼预留地及酒店，或者是军营等等，政府有没有考虑过呢？还是政府有其他考量但不敢讲呢？由惩教署制造的CSI口罩又去了哪里呢？数量有多少呢？供应过给谁呢？”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是李庭丰落区时常听到的街坊心声，在他眼中，因为政府的不作为、不透明，造就了今天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嫌隙，彼此之间失却信任。那种不信任正正体现在近日各区设立肺炎指定诊所、隔离中心的争议之中。在他眼中，政府面对公众质疑时没有好好说清楚计划定位适合的原因，既然是政府政策，又明白当区居民的忧虑，首要的做法是面对面与居民解释，“（设立的）位置如何远离民居也好，你决定好才通知区议会主席，这是知会而非咨询。你没有当区议会是合作伙伴，又如何可以和你同心抗疫呢？”
2003年SARS肆虐时，现任深水埗区议员谭国侨是当时的区议会主席，他记得当时港府同样被斥责反应过慢，导致疫情于社区严重爆发。他说，那时政府“做了基本要做的事”，但现在是“连基本也不去做”—SARS时，政府用大气电波不断宣传叫市民勤洗手及提高个人卫生意识，各部门也会配合区议会的防疫工作，例如区议会向居民派发消毒酒精等防疫物资，政府会配合开放大会堂等场地借予区议员，但现在完全不是这回事，“连开会（区议会会议）也没有秘书处人员来，只叫你开完会再把录音电邮给他们记录会议内容。政府没有利用这个平台去听区议员的意见，是很可惜的，放弃了与地区‘共同抗疫’的机会。”
政府失信 市民被迫自救
传统政治学有种说法是当社会出现危机，人们会倾向依赖权威……但现在香港社会是无望的，人们不信任权威，而是靠自己。
蔓延这个城市的，不只是病毒本身，还有人们打从心底对疫情重临的恐惧情绪。
明爱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陈慧燕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疾病、健康与政治”课程，她解释，一个人的健康与社会息息相关，“一个人的健康不是纯粹physical（生理）的状态，而是与整个社会环境、文化、政治有关系。健康也有分平等不平等，最容易联想到的是wealth distribution（财富分布）、social resources（社会资源）的分布。”
中文大学医学院上周公布的调查发现，只有一成六市民认为政府所发放与疫情相关的资讯是可靠的， 比率低于电视新闻、家人朋友、社交网站等渠道。
“SARS时，我们说政府无能；但现在，政府是无为。”陈慧燕说，一切的根源是信任问题，人民对政府完完全全失去信心。“传统政治学有种说法是当社会出现危机，人们会倾向依赖权威，你看以往有关疫症的电影，都是期望有军队介入，不然（人民）会自相残杀。但现在香港社会是无望的，人们不信任权威，而是靠自己。”
她认为，“自救”是衍生出来，坊间流传的物资单、人们自制布口罩、自发组织团购消毒用品—也就体现出在缺乏管治威信的政府下，市民对官方权威尤其不屑，在求人不如求己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方法防疫，于是，关于疫症的流言四起，即便政府再三澄清，市民仍然在家中囤积物资。
目下社会弥漫的恐惧也有“China factor”（中国因素）的元素。陈慧燕觉得，这是任谁也不能抹去的，“以往人们对疫症的panic（恐慌）是来自对他者的深层次不信任，例如是爱滋病，我们会归咎于同性恋者或者是滥交人士，这是源于对他们的误解，疾病出现便会深化了这种恐惧。今次的新型肺炎（对比SARS），我觉得印象中外国的反应比SARS时大，（今次）激发了人对中国的恐惧及排斥。”
“这便是所谓的China factor。病毒由中国（内地）传来的，加上对中国人的不信任、恐惧或厌恶，外界在今次的反应才那么大。这不同于SARS，看SARS时的文献，很多都以为是香港先爆发。社会所说的‘全面封关’，大部份香港人是否纯粹考虑virus（病毒）呢？那是一定有China factor在里面，是磨不走的。”
SARS后只处理经济问题
SARS之后，我们学到的是：‘几时买楼？’—SARS重临，是否要买楼？香港人对SARS最大的回忆是淘大（花园）楼价跌几多。
疫症的出现有时是不可预料的，它的完结也可能相当突然，但会造成深远的影响，足以改写人类历史。“回看历史，为何哥伦布可以如此轻易地在南美洲殖民呢？有一个说法正是由于欧洲人把病菌带到美洲，便足以令到本来一个强大的帝国被瓦解。” SARS也如是，不单是一个“情节”，政府后续的处理便影响着今天的社会日常：为什么会有自由行？为什么会有高铁？为什么会出现陆港矛盾？这与当年SARS之后为了复兴香港经济，因而开放自由行、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促进陆港融合、令两地人民愈多往来的做法有不能割断的关系。如此种种，对目下的香港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SARS之后，我们学到的是：‘几时买楼？’—SARS重临，是否要买楼？现在也讲很多SARS价。香港人对SARS最大的回忆是淘大（花园）楼价跌几多，如果当时买到就好了，只会记得当时是四十几五十万（便可上车）。”人们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但我们从SARS这堂疫症课所学到的，是对楼价的另一种体会。而关于公共卫生的课，像一个不专心的学生上了半堂课般，听到一点点，便学到一点点。“从SARS学到了口罩的运用，人会知道有病便要戴口罩，不戴便是不卫生。”但除此以外，便没有了。
在陈慧燕眼中，是当权者处理“后SARS”不当，“‘后SARS’的处理没有针对疫症出现的原因，反而令整个香港处于更易面对疫症的风险。疫症发生之后，理应好好完善整个医疗体系的应变，包括它的储备与设施。但是在SARS之后，政府连这些最基本的也没有做过，医疗体系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革，到今天出现疫情时也未有处理。当时做的反而是着重经济效益，即时处理经济低迷，所以签署了CEPA、推出了自由行等，通过陆港融合促进经济。莫论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怎样去防止疫症呢？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处理人们与大自然的关系？”
当年，我们复兴了因SARS疫情而重创的经济，本来市道低迷的旅游业及零售业，因为内地游客增多而再度兴旺起来。只是，我们处理了“经济问题”，但没有处理“医疗问题”，结果，雪球愈滚愈大，到了今天的新型肺炎，雪球成为火球，引发了医护人员首次的大规模罢工，“为何一班医护这样担心？就是因为他们身在其中，最理解今天的医疗体系，根本没有足够人手和设备应付如此大型的疫症。”
别人常说，香港的医疗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但为什么一众医护人员在面对今次疫情会显得如此恐惧？他们说并不全因武汉肺炎的病毒多厉害，而是因为医疗系统一直存在问题。继续阅读：【武汉肺炎】PPE存量不明 疫症当前医护人员的矛与盾
上文节录自第20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24日）《当恐慌蔓延时 抗疫之战如何终结》专题中的《香港人：怕SARS重临打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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