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人待死无期 台湾死刑存废争议
“我要把真实当做是梦境,把梦境当做是真实,才可以活得下去。”这是台湾一名“待死”死刑犯曾经受访时吐露的心声,漫长的监狱生活难以忍受,可见一斑。如今台湾共有37名收监的死刑犯,平均每人已被囚禁21年。他们每日待在不足50平方呎的牢房里,面对恶劣的卫生与食品条件,身体和心理状态每况愈下,等待著不知道何时降临的死亡。
依据台湾刑法第33条及第35条,死刑是主刑的一种,也是最重的刑罚。2024年初,台湾法庭受理37名死刑犯提出的死刑释宪声请,指死刑违反平等权、生存权,声请宪法审查。9月宣判结果——死刑“部分合宪”但提高判处死刑的门槛。台湾废死联盟等组织发起访谈死囚计划,关注待死现象。
在2000年前,台湾犯人在死刑定谳后约一个星期内便会被执行死刑。但1999年,台湾政府颁订“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给予法务部长在死刑执行前再度审核的许可权,虽然延缓死刑执行时间,但间接导致待死现象出现。
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下称废死联盟)2003年成立,最初由台湾人权促进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和台北律师协会等团体组织而成,目的是要求政府暂缓执行死刑。联盟执行长林欣怡十几年前便关注到死囚“待死现象”。2021年,一个针对全台死刑犯的访谈——“死刑定谳和无期徒刑收容人访谈计划”开启,林欣怡为团队核心成员之一。团队深度采访37名死刑犯及抽样的40名无期徒刑囚犯,历时两年完成。
林欣怡表示,所有人想起死刑犯,都是案发那一刻的可恶形象:
没有人有机会知道他们的经历,为什么会犯罪,以及关到监狱里的现状又是如何?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就知道他们再也不是当时犯错的那个人。
囚廿载身体渐衰
废死联盟执行长林欣怡透露,死囚们每日过著大同小异的生活,早上6至7时起床,晚上9时睡觉,除偶尔与亲属会面及出外运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逼仄的监狱度过。囚禁死囚的舍房非常狭小,两人一间,每间仅有1.368坪(约48.7平方呎)的空间,灰墙上有一扇小小的窗户,但因位置太高丝毫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囚犯们每日只有半个小时左右运动时间。遇上天气不佳、监所人手不足的情况,时间还会被缩减,或只能在舍房外的走廊活动。有死囚慨叹:
我就一直卡在这鬼地方,不到两坪大的房间,就这样卡了二十几年,还要在这多久?
监狱内的饮食条件较差,死囚们每月的伙食大约需要2100元(新台币,下同),平均一餐20元,即港币5元左右。这令伙食的质素有限,只是用白水煮过食材后简单加一点调味,大部分都不好吃。林欣怡发现,死囚们长时间待在室内,难以接触阳光,导致大部分人都有牙龈疾病。但这些牙齿不好的囚犯饮食上也得不到特别安排,只能被迫吞咽质地较硬、较大件的食物。
在监狱内的伙食费由政府承担,但日用品等物资要自费买,负担不上费用,亦是导致牙齿欠佳的原因。林欣怡说:
如果你要在监狱里面有尊严的生活,你可能一个月需要一千到两千块钱,甚至可能要到三千块钱。
但根据规定,死刑犯不像无期徒刑犯人可到工厂工作赚取生活费,只可在舍房内折纸袋、纸莲花,从而每月赚取数百元的劳作金。这些劳作金,连伙食也不足应付,更别提治疗牙齿,因此死囚在监狱内的开支还需家人提供。有死囚曾向访谈计划成员哭诉:
年纪渐渐大了身体也开始出问题,常常要跟家人要钱,我觉得很……憋屈,一把年纪了还一直跟人家要一个月几千块。
不敢说的心底话 聆听者何人
漫长的等待对死囚们而言是痛苦的折磨。据访谈计划成员统计,在监死囚中,有3人曾因无法忍受折磨而在狱中尝试自杀,7人曾请求执行死刑,而抑郁症、躁郁症等精神问题也常见。林欣怡表示,监所中虽然有社工、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定期与死囚会面。但死囚们认为这些人代表监所,向他们透露自己的心理问题只会令自己更加被监管,进一步失去自由,因此在心理医生面前伪装正常。
经过多年的监禁,林欣怡表示,大部分死囚再重谈当年犯罪的经过都表露悔意,也有人想补偿受害者家属,但也害怕打扰他们或重揭伤疤。访谈计划进行时,团队想保护死囚的隐私,主动承诺研究内容会匿名处理,逐字稿和录音则在保存数年后销毁。然而一名死囚表示不想被销毁,因为这可能是他留在这世上最后的声音。
废死联盟:并非为他们的罪行辩解
林欣怡说自己很早就开始接触死刑犯,“但2010年左右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写信给死刑犯没有回信,是因为他们不识字。而台中看守所的同学(死刑犯)寄来的信字迹都一样,因为一个人帮他们写所有的信”。据访谈团队提供的资料显示,37名死囚平均只有初中学历,且近半数的死囚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家暴、疏忽照顾等负面经历。
不可否认的是,37名犯罪人均是因为犯下严重的杀人罪行而被判处死刑,因此当访谈计划的团队提出关注死囚在狱中的困境时,也不免有反对的声音。林欣怡说:
我们没有要帮他的犯罪说话。一般民众可能会有情绪,觉得这个人好可恶,我不要和他在一起……但不能说我要把这个人排除在社会之外,一旦你开启了这个可能性,就会像潘朵拉的盒子,就会说更多人应该要被排除,那你的人权就会越来越糟糕。
被害人家属:死刑能让人真正解脱吗?
来自台北,现年54岁的林杰(化名)曾两次成为被害者家属,他14岁时母亲遇害身亡,20年后父亲又被同一人杀害。林杰回忆,母亲遇害后他与部分兄弟姊妹被迫入住育儿院,人生从此改变,他曾对凶手抱有恨意:“怎么可以把我妈妈杀害,把他(凶手)杀死,当然要他死!”但他长大后修读法律,心态上逐渐有所改变。林杰开始思考:“死刑,真的是给被害人家属交代吗?”
我们不会成为加害人,但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害者家属,真的到这个时候,我们怎样让他快速恢复到原来的生活?
林杰表示,当年他失去家人后,与兄弟姐妹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在父亲去世时候甚至没有拿到丧葬补贴,这证明台湾的被害人保护制度还有欠缺。因此林杰近年开始主张死刑并不能真正给家属交代,政府更应该关注的是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包括经济补助、法律诉讼协助等。林杰特别提到,当初杀害父母的凶手并没有被判处死刑,因此自己对凶手仍有恐惧与阴影。他认为被害者家属应该对犯罪人在狱中的情况、何时出狱及出狱后的住址有知情权。
提及死囚待死现象时,林杰认为对家属或许既是折磨,又不是折磨。眼看凶手被判死刑,却迟迟未被执行死刑,就像始终得不到交代,伤口一直无法抚平。但是,不处死凶手,可使家属有机会了解更多犯案细节或动机,更能让家属释怀。若能看见凶手真心悔改,知道此人仍有机会被教化,虽然恨意不会就此消失,但似乎能够稍微修补伤痛。
然而,并非所有林杰的兄弟姊妹都能理解其观点。林杰表示:
我的兄弟姐妹们只部分同意我的想法,他们赞成我争取被害人权益保护,但不赞同我对死刑的态度。
政党轮替影响处死率
国立成功大学法律学系教授李佳玟指出,台湾执行死刑的另一个因素,是执政党对死刑的态度。民进党的党纲列明:“尊重生命,严防冤狱,研议废止死刑的可行性。”同属民进党的台湾现任领导人赖清德曾在候选人辩论中表示,理解很多民众不希望废除死刑,但更应该回到问题源头,他说:“最好的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一直以来,民进党对执行死刑的态度都较为消极,例如自2010年至今,台湾共处决35名死囚,当中33名死囚死于国民党马英九政府任内,只有2名死囚在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任内被执行死刑。距离台湾对上一次执行死刑,已经超过4年半。
死刑部分合宪 37名死囚或有转机
今年9月20日,台湾宪法法庭做出113年(西历2024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裁定死刑部分合宪。判决书强调死刑只适用于情节最严重犯罪,且经过最严密正当的法律程序审理,并获合议庭法官一致决等要求,方可判处死刑。
今次判决增设合议庭法官“一致决”的要求,即须所有合议庭法官全数赞成方可判定死刑,这使支持死刑者认为要求过于严厉,大幅增加判处死刑的难度;而反对者觉得即使设立多重关卡,亦仍然存在被判死刑的风险。废死联盟执行长林欣怡则指,今次宪法法庭的判决,虽增设合议庭“一致决”,但其实最高法院现时已经在执行相近的标准,不认为判决是一个进步。
国立成功大学法律系教授李佳玟表示,今次判决让37名死囚有要求重审的可能,再次审判他们的罪行是否属最严重情节、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等,或使他们得到改判的机会。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