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一个发明了返工？ 　政府设“基本收入”再掀讨论

Work-life balance，不少人念兹在兹，但现实总是残酷。每天都没了没完，那份疲倦，由心底发出。问世间，工作为何物，直教人没了生活。
如果，政府每个月都给我们派钱，又会如何？到时候，我们不用再为口奔驰，可以做想做的事。这个看似异想天开的做法，通常称之为“基本收入”。在世界各地，愈来愈多人探讨是否可行。就在上个月，瑞士人为此发起了一场全民公投；加拿大安大略省也为派钱留预算，荷兰更有城市将会在半年后就试行。
不论是基本收入，还是最低工资或标准工时，现代人愿望其实都很基本：生活，而非只是生存。

在欧洲一处岸边，一男子走在路上，衣冠楚楚。他旅行途经此处。向海边一望，看见一名渔夫在船上打瞌睡。这游人上前问他：“你为什么不干活呢？”渔夫答：“我早上已经打到鱼，足够了。”

游人滔滔地说，多了的鱼可以拿去市场卖，然后多买艘船，做一门大生意，赚更多的钱。渔夫问：“然后呢？”游人答：“然后你就可以优哉游哉，坐在岸边享受日落，品味人生。”渔夫说：“我现在正是这样。”游人顿时语塞，默然离去，心里思忖着刚才的对话。

工作为了生活，还是工作就是生活？

不愧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伯尔（Heinrich Böll）在1963年写的这个故事，内容虽短，但智慧可大。多年以来，不少人借其神髓一再改编，转载又转载。有时是银行家遇上渔夫，又或是美国商人与墨西哥渔夫，但万变不离其宗。

伯尔的故事令人重新思考，问题不只是工作多或生活少，而是工作与生活应该是什么关系。

工作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为了满足生活所需，正如《圣经》中的亚当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相信是人类社会一直以来的常态。从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Yir Yoront身上，也可略窥一二。在1903年与欧洲传教士接触以前，他们仍停留在石斧层次，保留了原始生活。这族人一星期有两至三天都会用来打猎，维持生活所需，其余时间则用来互相认识，跳舞为乐。

虽然在外人眼中，打猎就是他们的工作；但对土著来说，打猎却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连工作与生活二分的概念也没有。

正如伯尔笔下的渔夫，打鱼就是他的生活。但若果他听从了游人的建议，卖鱼、置船、做生意，打鱼或许就成为了他的工作，要为钱奔驰。

工作性质的演变，在历史上一个明显的例子，要数英格兰在18世纪的圈地运动。当时海上航道开通，加上发现美洲大陆，英格兰人发现将羊毛卖到海外，有利可图。

于是不少富农大规模圈地为己有，以商业运作模式雇用农民，另有不少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工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作原本就是生活，中外皆是。但历史发展下来，商业逻辑成为主宰之后，工作就不再是生活一部分。

当金钱不是花在人的生活上，而是用来赚取更多金钱的时候，这称之为“资本”。

未来的人不用再花长时间工作。相信在1930年代的一世纪之后，亦即是2030年，我们都能够活得休闲，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

知足常乐还是工作才能快乐？

要抗衡资本，不少人都会说关键在于知足，包括英国的史纪德斯基父子（Skidelskys）。一个经济学家、一个专研哲学，他们在2012年合著《多少才满足》，主张人生不能无止境地工作，无穷尽地赚钱。两父子提出健康、友谊、尊重、闲暇等七件事，才应是人生值得追求的目的。

听来很理想，却是知易行难。对于很多人而言，衣、食、住、行样样要钱，无汗出又如何有粮出？亚里士多德说：“忙碌为了休闲，休闲带来幸福”；广东人说：“辛苦得来自在食”；对于不少打工仔而言，辛劳工作只为飞──到外地旅行。但十天八日后，我们还是要重回现实。对他们来说，工作本身不具意义，只是为了别的原因。哲学家称这为工具价值，与自身价值相对。

但问题是原本只是工具的金钱，往往却成为了不少人的目的本身，工作原本为了生活，现在生活却只为了工作。这种现象，马克思以“异化”二字来形容，浅白来说就是本末倒置。所谓异化的生活经验，香港人绝不陌生。“有返工，无放工”，时间都花在公司，下班后多睡数小时，又是时候上班。在瑞士银行去年调查中，香港以每周平均工作50小时多，冠绝全球71个城市，比平均数36小时更是多出一大截。当工作支配人生，人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将巨石推上山顶后，滚下来，再推上去，永无止境。

以重重复复的动作延续生命，只能算是劳动。以前工匠所作的，有始、有终、有一件成品，那才是工作。

政府保证基本收入　解开工作枷锁

要解脱，只在心态上知足未必管用，有人认为可以从根本入手，尝试将巨石挪开。但若不工作，人又如何去旅行，怎可吃得好？“基本收入”或许帮得上忙。这理念的变奏有不少，但主调都是由政府直接派钱。可以是一笔过派钱以后，政府便不再提供教育、医疗等福利，全由民众用者自付；又有政府会设定入息界线，集中帮助穷人。有了这笔基本收入之后，民众便不用再“睇钱份上”营役，为了过活而做不喜欢的工作。相反他们有经济能力和更多时间来追求自己的兴趣，踢足球好，玩音乐好，从事艺术也好。

瑞士在上个月就此举行公投，虽然没有指明基本收入金额，但有人倡议每名公民每月可获发2,500瑞士法郎（约2万港元）。反对声音抨击这是“马克思主义美梦”，认为政府将会开支大增，而且不少懒人或会不再工作，只靠派钱过活。最后逾七成选民投下反对票，瑞士无缘成为第一个实行基本收入保障的国家。

的确有很多问题值得考虑，经济生产不多的时候，政府是否还能持续派钱也成疑。但问题其实未必在于可不可行，而是社会有没有给予机会一试。加拿大安大略省就决定不再纸上谈兵，在今年的财政预算率先宣布先导计划。具体做法虽未敲定，但政府可能会划定年薪底线，为低收入人士补贴差额。荷兰的乌德勒支更打算在明年一月一日推行基本收入方案，实验政策是否可行。

就算此路不通，要在异化的资本社会中寻回工作意义，当然还有方法，就是令工作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有其自身价值，推大石就不再是苦差事。不少人即使只得小本也爱创业，一展所长，所做的事就是所钟爱的事。换个角度看，就像昔日的农民自给自足，或是工匠制作生活家具，工作与人本有内在关系，从不脱离生活本身。

如果每天工作只是四小时，生活又会是怎么样？可以与朋友见面，跟家人共叙天伦，还有行街、看电影、学外语、买菜下厨。上世纪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短文《闲散颂》中，认为八小时工作可减至四小时，既不会无聊，同时能留有时间生活。

如此的Work-life balance，相信对不少人都是梦寐以求，但也是遥不可及。要工作“恰如其分”，不“喧宾夺主”，或许还要从根本入手，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质，甚至改变社会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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