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榜】网民称媲美《基度山恩仇记》　酱缸文化VS人性升华　

大陆媒体以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1802-1870）名著《基度山恩仇记》（Le Comte de Monte-Cristo）与《琅琊榜》相比。说实在，两部小说由内容到议题都相距甚远。前者是名副其实的复仇故事，但《琅琊榜》不是。《基度山恩仇记》的主角爱德蒙．丹蒂斯是19世纪初法国初生的共和政体下的一个小角色。他与未婚妻的婚宴是在妓院中举办的，出席者不外是水手、流氓和地保；可想而知，丹蒂斯生活在当时法国社会的底层。

丹蒂斯是个好人，只是毫无大志。他人生最大的理想莫过于迎娶自己心爱的女人，成家立室后由大副晋升到船长。终其一生，丹蒂斯若能够脱离喽啰身分，跻身至小资产行列已于愿足矣。相比下，林殊一出生就是皇孙贵胄，气度不凡，胸怀大志，是光芒四射的少年英雄。比起《琅琊榜》的林殊，爱德蒙．丹蒂斯最初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

丹蒂斯因为遭人陷害，不但理想破灭、前途尽丧，还要与死囚同列，在狱中悲惨地度日十多年，要终其一生与爱人分隔，心有不甘。在他成功逃狱、侥幸地继承一个庞大的宝藏后，才决定要报仇雪恨。19世纪初至中叶，法国大革命晚期帝制复辟与共和政体争战的大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更迭起伏，丹蒂斯蔑视那个没有公义的社会制度，他要靠一己之力去说明人权之所在。他买下一个爵位，化名为基度山伯爵，再买下一两个气派的田产。丹蒂斯决心要用他的财富、计谋与意志去替天行道，复仇者要充当正义的债权人。

在现今各具特色的华人社会里，又有多少个富起来的家庭没有经历过家族内讧、家人互相猜忌的情景呢？

讽刺的是，在复仇过程中，丹蒂斯看到，因他个人一己的诡诈和私欲，使无辜的年轻生命被卷入、沉沦，他思想变化了，他的觉悟在道德层次上极具价值，点明生命的意义和人性升华的方向。但在今天以制度先行、尊崇物质的社会，丹蒂斯心灵的解放充其量只算是一人之修为吧！

《琅琊榜》的林殊一开始便从体制入手。他一直相信，自己、父亲及7万同胞的冤屈是梁国那十多年的腐败朝政的序幕。要扭转梁朝堕落的命运，就必须为自己的亡父及其麾下7万英魂平反。他筹谋十年的“平反计划”并非为伸张个人的正义、以暴易暴、满足一己之私欲。林殊一直坚持为梁朝重建一个清明的政治及社会文化，他期望那曾经昙花一现的、明亮而廉洁的政治气象能再次植根于梁国。

若真要找出《琅琊榜》与《基度山恩仇记》的一个共通处，那就是林殊和丹蒂斯在生命里都经历过惨痛而刻骨铭心的试炼。承接欧洲哲学传统，《基度山恩仇记》以探讨人性为小说的核心。为了报复的丹蒂斯设计引诱仇家的儿女走上歪路。后来他亲眼目睹年轻一代无辜受累而懊悔不已。丹蒂斯发现他替天行道的代价就是去欺凌更多无辜者，他心灵受到谴责并开始觉悟。丹蒂斯的反省体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的一个论点：罔顾生命的尊严与他人的幸福，而只求达到目的，并不道德。

丹蒂斯的反省体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的一个论点：罔顾生命的尊严与他人的幸福而只求达到目的并不道德。

在报仇前，丹蒂斯对天理和公义的理解未深。在复仇过程中，他却发现仇恨制造更多的无辜生命及痛苦。他因此为自己的无知而愧疚，勇敢面对自己的不义并尝试承担后果。《基度山恩仇记》的丹蒂斯比起林殊则单纯得多了。法国作家大仲马以悲天悯人的目光切入，描述极怨恨的人性如何省悟，用放下一己之恩仇，成就他人之幸福的高尚情操去说明天理所在。

相反，《琅琊榜》的林殊在推展“复仇计划”前早已预知会有无辜者被牺牲，但他更重视自己的计划和要达到的目的。杀害赤焰军的主谋是宁国侯谢玉。谢玉是林殊姨父，前者所要陷害的就是自己的姨甥们。林殊报仇的对象是他的舅父，表兄弟和姨丈。国家衰荣中间夹杂了家族情仇，人伦中全是谋算和利害关系。在林殊的复仇路上，他的亲人及多个家庭都受到伤害。在现今各具特色的华人社会里，又有多少个富起来的家庭没有经历过家族内讧、家人互相猜忌的情景呢？相信看得入迷的观众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盼望政治制度改革　人心最深处呼唤

从《琅琊榜》的故事设定来看，剧本的基调着眼于人在体制下不屈的坚持和风骨，蕴藏着对政治和制度改革深切的盼望。另一方面，说故事的人接受传统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中权谋的普遍性，认为能人可以利用权谋去成就真相和理想。梅长苏以埋藏在人心最深处的盼望去呼唤，叫他的支持者不要放弃对政治理想的纯洁追求。可惜，权谋政治的现实是以手段先行。生命、亲情虽然重要，但在权衡利益和后果的社会，人永远只是达到目的工具而已。这是权术社会的哀歌，《琅琊榜》的编剧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当林殊得悉姨母与表弟在他的计谋中家破人亡，表妹更无辜受害，他自知难辞其咎，但同时接受无奈的现实。在那一幕，编剧让演员默默坐在或明或暗的房间，面向光明处，表达心中独尝苦果的悲哀。《琅琊榜》的林殊无法回应大仲马对“何谓公义”这个议题的提问。天理昭昭，权谋政治，怎能不以功利为先？林殊成功了，但不择手段去达到目的，又怎称得上是真正的公义呢？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必须面对这个深层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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