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瞭望台】伊朗“祸起萧墙” 重建认同刻不容缓
“鲁哈尼你的承诺呢”、“哈梅内伊去死”、“鸡蛋都买不起了”、“不要伊斯兰共和国”……自上月28日起,伊朗爆发近年罕见的全国性示威,示威者不满当局未能处理物价上涨、腐败等问题。
与过往不同的是,他们除了批评总统鲁哈尼,还把矛头指向1979年以来由伊斯兰教士掌控的政治体制,并质疑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为整个精英阶层敲响警号。
“我真的很愤怒……那些宗教团体获得很多财政预算,我们却要在长期失业中苦苦挣扎!”一名来自贫困的胡齐斯坦省、现年33岁的示威者这样批评政府。今次示威的催化剂源于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上月向国会提交的财政预算案,在该份预算案中,本来应该保密的“敏感”内容被公开,民众因而发现不少款项竟拨到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少强硬派组织以及宗教基金。与此同时,预算案提出终止对数百万国民提供现金补贴、增加燃料价格,及把公立学校私有化等。
至于示威的导火线则是物价飙升,例如清真饮食中极为重要的鸡蛋,价格在一周内急升四成。虽然官员辩称这是因为大型禽流感爆发,但显然不被民众所接受。
示威首先在第二大城市、本身是什叶派圣城的马什哈德爆发,在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下,火速蔓延至70多个城镇及城市。示威者的诉求亦日趋多元化,除了反对精英阶层贪腐,亦有人不满当局斥巨资支援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巴沙尔(Bashar al-Assad)政权,牺牲国内民生。部分示威者公开支持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的巴列维王朝,甚至有人质疑鲁哈尼及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权威。
12月30日,示威活动蔓延至首都德黑兰,当地多个地点聚集大批民众,单是德黑兰大学附近便聚集了近300人。有消息指,当局向民众施放催泪气体和发射水炮。据报目前已有450人在连场示威中被捕,另有21人身亡。
鲁哈尼12月31日首度现身回应事件,表明民众有权批评政府和进行示威,但必须以改善国家状况和民众生活为前提。他翌日再发声明指,高呼总统和最高精神领袖去死的示威者只属少数,似乎想尽快为紧张局势降温。
对于这场重大挑战,哈梅内伊则在示威爆发第六日后首度开腔,形容这是“敌人”在幕后策划,但并未指明敌人是谁。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则点名批评美国、英国和沙特阿拉伯,指控对方透过互联网煽动伊朗示威,是一场针对伊朗的“代理人战争”。
签署核协议 削减国民福利
立场相对温和的鲁哈尼去年5月以57%的选票成功连任,反映他得到强大民意支持。今次爆发全国性示威,多少令人感到意外,或许反映鲁哈尼的政策与人民的期望存在落差。
鲁哈尼政府一大政绩是在2015年与国际社会达成核协议,促成伊朗经济复苏—协议签署前,由于受到西方制裁,伊朗本地生产总值(GDP)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收缩了6.6%和1.9%,2014年的增幅仅为1.5%;但协议签署后,伊朗2016年GDP增幅高达6.5%。
随着核协议生效,西方撤销在金融、能源和交通等领域上的部分制裁,为伊朗经济提供强大复苏动力。问题是,民众未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当地通胀率高达10%,物价高企令民众苦不堪言;占总人口一半的年轻人当中,失业率估算高达40%,不少人一毕业便失业,为社会安定埋下定时炸弹。
总部设于美国华盛顿的中东研究所学者邓恩(Charles W. Dunne)接受《香港01》访问时形容,经济问题是引发今次示威的主因。虽然国际社会撤销针对伊朗的部分制裁,但当局创造就业职位、降低生活成本的承诺长年没有兑现。他认为,无论向革命卫队提供拨款执行海外军事活动,抑或向宗教团体提供财政援助,还是削减普通国民的原有补贴,这些政策皆反映政府资源错配,自然无法获得民众支持。
撇除若干政策失误,当局支援海外军事活动并非完全缺乏合理性,毕竟伊朗强敌环伺,当局实有需要投放更多资源兼顾国防。不过在水深火热的国内民众心中,这等同牺牲他们的权益。
邓恩承认,鲁哈尼去年获得实质民意授权—在候选人当中,部分人非常保守,鲁哈尼则代表自由化、逐步向西方开放的愿景,这些都是年轻人认为能够改善生活的关键。不过,由于鲁哈尼未能兑现承诺,令不少选民失望,“他去年违反推行政治改革的承诺,加上为了成为哈梅内伊继承人,愈来愈倾向保守势力,很多人认为这等同背叛。”
伊朗2009年也曾爆发大规模的“绿色革命”,单是首都德黑兰便有300万人上街抗议,但当时是为了抗议选举舞弊,今次则反映更深层次的矛盾。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伊朗事务专家纳迪尔(Alireza Nader)指出,民众认为政府极度腐败,社会不公愈见严重,“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这个体制理应为民众实践公义,但它失败了。”
值得留意的是,今次群众活动可能较原先预计的还要复杂—示威自12月28日爆发以来,占伊朗全国人口约10%,居住在西北部的部分库尔德人也加入“战团”。被视为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分支的库尔德自由生活党(PJAK),呼吁伊朗人团结起来争取民主,又声言示威具备推动重大变革的潜力,“促成整个伊朗的民主转型”。
经济为主因 政权变更难料
自大规模示威爆发以来,不少西方媒体关注这会否促使伊朗政权变更,这种论调究竟是否站得住脚?邓恩认为,示威者的诉求极为混杂,如政治自由化和终结神权统治等要求,以及像七年前“阿拉伯之春”般,包含要求政府问责的元素,但示威本身不是亲民主运动。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朗裔学者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接受《香港01》访问时则认为,一般伊朗人较关心经济发展和基本生计,“当他们看到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乱局),亲民主思想显然不是他们的首要关注。”
尽管如此,今次示威有一些现象闻所未闻,包括有人把矛头指向地位超然的哈梅内伊,甚至质疑整个政治体制。最高精神领袖是伊朗实际最高领导人,掌握国家大政方针,对精神领袖或伊斯兰教士不敬者,即犯下大罪。
另一方面,当局拥有驾驭大规模示威的能力。2009年的“绿色革命”多达300万人参加,声势浩大,但最终被伊朗革命卫队瓦解,数千人被拘留,不少示威领袖被软禁。今次示威虽然波及全国,但参加人数较少,而且毫无组织,未必能够对伊朗政府构成重大威胁。果然,革命卫队司令贾法里(Mohammad Alr Jafari)在上周三(1月3日)宣布,持续多日的动乱已经结束。
“里亚尔(伊朗货币)疲弱,加上通胀压力,那些在上位者却很腐败,过着富足的生活……这是经济表现不佳,以及经济不公义的典型个案。”阿斯卡里如此形容导致今次示威的经济原因。毫无疑问,示威源于人们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以及源于对伊朗核协议的经济效益未能惠及一般民众的愤慨。加上管治精英享受特权和作风贪腐,民众怒火便借着鸡蛋价格飙升,一下子爆发出来。一般相信,今次示威未必导致政权变更,但对政府而言确是一记当头棒喝。若不对症下药,纾解民困,并且让民众找到对体制的认同,在国外风生水起的德黑兰当局,恐怕终会出现“萧墙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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