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8】反思民主　西方体制非唯一

2017年既是检验西方民主模式的一年，也是比较它和其他替代方案优劣的一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斗争不绝，坚持己见各不相让；欧盟领袖德国在经历国会大选后，迟迟未能完成组阁工作；为免触发成员国内部的独立诉求，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结果未获欧盟承认。这一切反映出民主政制背后的矛盾与缺点。在欧洲大陆躁动之际，中非亚国家的摸索和尝试，开始受到西方正视。

在过去一段颇长时期，美国政治体制被视为放诸四海皆准，其他国家若不学习，仿佛便是自绝于当代文明。然而在“特朗普元年”，世人看到的只是比奥巴马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两党争斗，其恶劣程度在废除奥巴马医保、强推税改等议题上充分体现出来。

权力制衡如党同伐异

圣诞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梦寐以求的税改终获得通过。值得留意的是，法案在众议院表决时，民主党193名众议员全部反对，共和党的237位众议员中也有12人倒戈。在参议院表决时，46位民主党和两位无党派议员皆投了反对票，而共和党则在元老麦凯恩（John McCain）因身体欠佳缺席的情况下，以51票勉强过关。这个情况和奥巴马推动医保改革法案时如出一辙，当时作为少数党的共和党议员也是全票反对，但法案最终得以通过。

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于12月21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反对税改法案的受访者占56%，支持的仅得29%。这就说明，理应反映美国民意的美国国会，与主流民意有所偏差。吊诡的是，根据CNN和《时代》杂志分别在12月中旬和11月初的调查，在2016年票投特朗普的选民不仅没有后悔，反而对这位在一片争议声中上任的“狂人”总统更为信任，可见大选至今的社会撕裂程度不减。

美国开国元勋当年设计政治体制时，考量之一是透过权力制衡机制以防独裁，设计原意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到了现代，制衡却沦为党同伐异的代名词。过去一年，国会除了在1月底通过几项无关痛痒的法案，以及在圣诞前通过税改方案外，整整11个月期间，竟然未能通过获两院一致同意的法案。

组阁需时　窒碍政治进程

美国国内政治沦为两党角力场，彼岸北大西洋的民主实践也打破了一些“纪录”。荷兰去年3月举行国会大选后，首相吕特（Mark Rutte）领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维持第一大党地位。可是，选后组阁工作异常艰辛，经历208天的谈判后，该党才与另外三个党派达成合作协议，打破当地历来组阁时间最长纪录。

至于作为欧盟龙头的德国，当地政局亦不遑多让。联邦议院选举在9月底举行，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及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纵使维持最大势力地位，得票率却比预期低。默克尔唯有寻求与自民党、绿党等小党合作。

德国国会选举设计的原意是让少数声音进入议会，体现政治多元精神，但这种设计却可能导致小党也能“造王”。以今次大选为例，自民党虽然仅得7%的选票，却一度成为默克尔拉拢对象，令这个小党差点以较低得票、却对政局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这某程度上也显露选举制度的弊端。不过，自民党最终以不满基民盟和绿党的减少碳排放共识为由，退出磋商筹组联合政府的会议。

社民党原先决定做反对党，但党主席舒尔茨（Martin Schulz）在总统要求下答应重新考虑是否加入政执联盟。不过，舒尔茨若要说服党友亦不容易。12月初的党团会议中，社民党党员意见分歧，部分人支持与基民盟合作，年轻的则反对。

德国官方媒体《德国之声》引述社民党在图林根州一个团体表示，他们反对筹组联合政府，是因为过去与默克尔合作时，社民党失去不少选民支持，他们担心一旦再度合作，会再一次削弱政党的支持度。此外，社民党部分左翼成员亦怀有不诚实的投机心态—同意加入联合政府，但只在某些核心议题上支持基民盟，在其他议题上则作反对，上述建议最终遭默克尔拒绝。

荷兰花了208天才成功筹组政府，德国至今却仍在进行谈判。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民主政治常态，见怪不怪，但这无疑揭示了效率低下的弊端—迟迟未能筹组政府，国家长期没有稳定的执政班子，窒碍政治发展进程，耗费光阴。

相比荷兰，德国政局僵持可能造成更大的不良影响，一方面导致欧盟与被指违反西方价值的特朗普政府互动时，欠缺来自德国强而有大的领导，另一方面则导致欧盟难以集中精力应对内部挑战，包括在来年继续处理棘手的英国脱欧谈判等问题。

利益为先　民主反变独裁

在西方民主体制中，公投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助于以和平解决某种争端。不过，去年的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却引起不少人反思：用作解决争端的公投选举，是否形成了新的社会争端？

加泰公投在10月1日举行，结果显示有42.3%的选民投票，当中90%支持独立。这结果看似毫无争议，但其实早在公投酝酿的过程中，外界已观察到不少肮脏的政治操作。如在去年7月，加泰商务及资讯部长巴盖特（Jordi Baiget）在一次访问中承认，由于来自马德里的阻力太大，他因而对举行公投的决定提出质疑，却最终遭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解雇。

事实上，外界早有质疑普伊格蒙特对加泰的承担。《纽约时报》曾引述加泰网上报章《El Nacional》主管安蒂奇（José Antich）指，普伊格蒙特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带领加泰独立，“他的首要任务是独立、独立与独立，而不是建立一个更好的政府。”

在独立问题上，加泰人民意见分歧—根据自治政府去年7月的民调显示，支持独立人数并未过半，比例甚至少于反对者。另一方面，马德里政府亦引用宪法，甚至行使武力，坚决反对公投。普伊格蒙特执意举行公投，不论对加泰抑或西班牙全国均造成社会撕裂。究竟有没有必要透过这种方式解决民族问题？进而提问，这是不是一个“民族问题”？

加泰公投带来的另一个反思是，欧盟作为竭力推广民主自由的跨国组织，本身却对民主持有双重标准。1985年，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签署《欧洲地方自治宪章》，并要求其他签署国在本地法律或宪法层面履行“地方自治”原则，变相削弱各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欧盟亦容许各国分离主义者在欧洲议会上代表各自的民族，并占有席位。欧盟某程度上可说是为分离派提供发展平台，也为他们构筑错误愿景。

对于加泰独立公投，欧盟持反对态度，声称这是西班牙内政，但背后原因无非是欧盟多国本身也受到分离主义困扰，担心加泰独立会引发骨牌效应。从现实政治层面而言，欧盟的考量无可厚非，但违背了自由民主价值，难怪遭人批评为双重标准。

诚然，美欧政局在过去一年多少令人扼腕，但也并非毫无亮点，例如在法国总统选举中，极右候选人马林勒庞（Marine Le Pen）无法当选，某程度上煞停了民粹浪潮。但整体而言，西方政制中无论是议会政治以至公投均现弊端。过去一年，各国对此开始有所反思。放眼不久的未来，此类弊端恐怕只会继续暴露，然而这未必是坏事。世上本无完美的制度，面对时事之演变，面对社会现况所需，现在才开始出现的反思与调整，实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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