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专题】日本制造业起飞全靠它　印度亦抢着学的是......

“Made in Japan”是个世界通用的信用商标，只要是日本制造的商品，我们都会对它有一定的信心与期望，支撑起这个名牌效应背后有一种日本专有的精神，名为“ものづくり”（暂译为“精工细作”）。
但日本制造在60年前并未有今日的“光环”，1950到60年代时，日本制造俨然是廉价和粗制滥造的同义词，后来是如何突然破茧成蝶？

为战后日本带来制造业生产方式革命的，是美国工程师兼统计学家戴明（W. Edwards Deming）。1950年他到日本教授的8堂课成为日本踏进制造业启蒙期的大门。他受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协会（JUSE）邀请，向日本制造业介绍品质管制概念，要求制造商以系统方式检查产品瑕疵，分析造成次货的原因并加以修正。

他令日本企业首次明白，透过提高生产力及市场份额，提升品质其实可以减低支出。JUSE更创立戴明奖以纪念戴明在品质管理和控制方面的贡献。

自从美国人让日本制造业开窍后，日本人对品质的追求堪称“中毒”。就如专研日本文化的知名作家Boye De Mente写道︰“日本人对于品质沉迷的其中一面，是它覆盖整个产品，包括一些一般来说不被看见的范围──如产品底部、内部等等。很多西方国家的产品都未能通过日本品质测试，因为它们不够完整或细致。”

支撑“日本制造”美名直至今日的，显然不单止是来自美国对品质的硬知识，而是日本人的精神。

“日本制造”标签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ものづくり”。这是日本独有概念，汉字写作“物作り”，字面上的意思是“制作物品”，但实际上蕴含的意思却远远不止如此。它与英语中“Craftmanship”的意思类近，但Craftmanship重视工艺和技术，体现在富有经验工匠之巧手，相反，“ものづくり”更重视被创造出来的物品本身，如何与使用者、社会以至大自然共生。

香港的老板会叫下属“带脑返工”，而奉行“ものづくり”精神的老板则鼓励员工带“心”上班。在制造过程中，希望员工将热情与自豪注入工作，这种精神要求的是创意和经过长年累月师徒制训练下的经验，不能从传统学校中刻板学习得来。“ものづくり”精神下，与社会和谐共生成为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质。在使用社会中的每一点人力资源或材料时，均要考量到对社会整体有否益处，同时平衡生产、资源和社会需求三方面。

这个词语的历史其实未有想像中悠久，在1990年代才在日本传媒及制造业界中流行，但并不代表是近年才出现的想法，反而是将过去数十年的经历整合，形成一个对整体制造业发展的指标。

角色随时代变迁易转，日本已经成为当年的美国，“Made in Japan”变为高质量的代名词，而当年被贴在日本身上的粗制滥造标签，今日就在印度产品身上。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推出“Make in India”（在印度制造）计划，吸引世界各地厂商到印度设立工厂。近20年间，制造业占印度整体GDP比重一直徘徊在约15％，莫迪政府希望透过计划提升至2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相比起泰国的35%、中国的32%及菲律宾的30%，印度要走的路还相当长。

印度与日本贸易份额在2013年已经达到160亿美元，预计在2019/20年度增至500亿美元。随着越来越多日本企业在印度设立工厂，“ものづくり”的精神被带入印度。去年刚卸任的泰米尔纳杜邦首长Konijeti Rosaiah表示：“‘ものづくり’已成为世界各地制造业者经常引用的日本术语，用以形容由发展与设计，到大量生产的制造过程。它用以形容那真诚的态度，并以自豪、技术和全情投入的感情对待制造业。是一个追求创新和完美的方法。”印度制造能否成为下一个日本制造？就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