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舆论场：喉舌“混战”　谁在代表中南海发声？

“喉舌又掐起来了！”相较于“地摊经济”本身，舆论对于中国不同官媒对地摊经济的不同态度显然更加感兴趣，防火墙内外的两个场域在这一点上出奇地一致。

“地摊经济”近期成为中国的热词，源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日视察山东时的表态：“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随后黑龙江、上海、成都、济南、合肥等多地出台明确政策，对地摊经济的发展持肯定态度。

陆媒也第一时间对地摊经济发起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从中也可以溯源中国政府对地摊经济的准备工作：3月20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中，就已提及“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到了5月，中共中央文明办下发通知，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而在5月底中国“两会”闭幕式后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关于“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的说法，亦成为“地摊经济大讨论”的重要背景。

连英国广播公司（BBC）、德国之声等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地摊经济”能否成为深受新冠病毒困扰的中国经济的救星？“全员摆摊”能否成解决中国后疫情时代的就业难题？

官媒新华社从6月4日开始刊载的“成都地摊经济观察系列”更加深了民众“官方认证”的印象，一时间地摊经济也成为大陆的自媒体写手们炮制“10万+”爆款文章的热点选题。

生活常识吿诉人们，当一个人全身正处于热气腾腾的状态，一盆凉水浇下来会有多么“刺激”。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6月6日公开发表评论文章《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开启了对地摊经济的反对声浪，《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大陆官媒也纷纷加入“抵制地摊经济”的战团。

其中《人民日报》在6月6日刊载的“人民锐评”中表示，地摊经济“放开不是放手，也不是放松”，而是讲究“有序”，“升温不能发烧”。央视6月7日发表《“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称“地摊经济”固然有生存发展的价值，但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位，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旦脱离实际，盲目跟风，就会适得其反。文章作者警吿，“地摊经济”如果一哄而起，各个城市多年积累的精细化管理成效就会功亏一篑，最终“必然导致一哄而散”。

央视财经6月8日的评论文章更是把“不适合地摊经济”的范围从北京扩展到了“一线城市”，思路与《北京日报》如出一辙：中国的一线城市，“都是全球意义上的特大型城市……是中国经济对标全球发达经济体、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抓手”，所以，“简单化一哄而起地让‘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

多间国家级官媒与新华社在地摊经济问题上看似“针锋相对”的表现，甚至让一些西方媒体做出了针对“红墙秘辛”的推测。

事实上，就像本文开头所引述网友的“喉舌又掐起来了”，之所以说“又”，是因为类似的情形已经不止一次上演。2016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及其CEO王欣等人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的庭审进行了现场直播，这起案件本就受社会关注，庭审进程中“辩护人吊打公诉人”的现象更是引发了一场网络狂欢。

对此，《人民日报》在庭审结束次日发表评论《快播的辩词再精彩也不配赢得掌声》，认为“不能因为辩论精彩就混淆了是非黑白，也不能因为转发的人多就占据某种‘道义’高地”。新华社则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发表评论《无论快播是否有罪都要对“狡辩的权利”报以掌声》，其中认为辩护人的精彩表现、庭审的直播都体现了法治的“重要气质”，还直言“就算快播有罪，也不能剥夺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就算你相信快播有罪，也要为这个团队精彩的辩词报以掌声。”

这应该是两大官媒距离今天最近的一次明面上交锋。再往前推，2015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警惕金融业过度发展》，新华社同一天发文《适度调整让市场走得更远》；2014年9月1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称“期待降息是对改革的不信任”，一天后《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发表题为《降息不是改革的对立面》的财经评论，矛头直指“降息与改革矛盾”的观点；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新华社记者杨明发文《中国一家独大是讽刺应该派业余选手参赛》，人民日报则发文《举国体制促体育大国杨明观点危言耸听》。

这还没有算上其他大陆官媒之间的“交战史”（比如《环球时报》与其他官媒打过的嘴仗要更多）。

此次《人民日报》、央视、《北京日报》等与新华社及多家市场化运营的陆媒看上去形成“对垒”之势，舆论中不乏看热闹的心态，同样是因为刻板印象——在很多人心目中，中国官媒唯一的功能就是替官方发声。

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但只要对中国进行过持续且深入地观察就不难发现，官媒并非简单的“传声机器”，即便出于同样的立场，也可能会有各自的思考与判断，不然不会出现上述诸多意见相左的记录——若全都是官方意志的传达，哪里来的争议？《人民日报》等与新华社在“地摊经济”上的不同反应，无非是关注的重点不同，正方看重“经济活力”与“就业”，反方担忧“城市治理”与“秩序”，相当于“同一个声音的不同声部”。

况且还有《中国青年报》提出别让“某知名互联网公司HR摆地摊招聘，美女街边摆摊卖茅台，开着豪车上街卖奢侈品”带偏了地摊经济的节奏，关注点与正方双方都有区别。

只不过，这次《人民日报》、央视等“声部”，对于地摊经济的“有条件抵制”引发了网络舆论的一些反弹。央视财经在评论文章中将一线城市的地摊经济复兴看成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违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必然造成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资源错配，从而给宏观经济发出错误信号”。针对这种看上去“高大上”的批评，有观察者指出，与“违背市场规律”恰恰相反，像所有市场经济活动一样，“地摊经济”也有自己成本和营收核算，也有自己的服务人群及其消费习惯研究，这种“微创业”并不比其他任何经济形式更缺乏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约束。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是一个复合的、立体的“大市场”，必然包含着高中低端的分工，“地摊经济”的存废与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存在着更宏观的市场经济活动联系，只要A而不要B才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当然，对地摊经济可能引发卫生、交通、夜间噪音扰民等问题的担忧也合情合理，对此陆媒“财新网”6月8日发文称，地摊经济的发展不应该是无序的、自由放任的，应该坚持“民间纾困、促进就业、维护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更重要的是，应该借此机会“提高城市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地摊经济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有温度的‘毛细血管’，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来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顾清扬此前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大陆地区的城市治理往往都是在“方便管理者”，而忘记了服务职责；城市管理者最需要提升“亲近自然”与“亲近民众”的意识。

其实放眼全球，泰国清迈的周末集市，美国百老汇跳蚤市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巴黎中央市场等都属于“地摊经济”，这些集市不仅长期存在下来，还成为让世界各国人趋之若鹜的著名打卡“地标”。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新闻周刊》也于6月8日发文指出，宽容地摊经济“不是权宜之计”，城市管理“只要一切为民所想，总是能想出办法来的，既严格法规又人性化执法”，毕竟“放宽对无证无照的查处，普通民众也是受益者”。文章同样强调，“如何转换城市的管理思路，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是未来城市管理者的一大命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成都市目前针对地摊经济实施的城管新规来看，当地民众给出好评的比例占绝大多数，人们一方面认可这种经营模式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平价和丰富的选择，另一方面称赞“柔性管理”为更多小贩在疫情期间提供了生存空间，“让大家能够共渡难关。”

说到底，对于《人民日报》、央视等官媒对地摊经济的质疑之声，很多中国网友反感的地方在于，一是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变成没有温度的钢筋水泥丛林，二是不希望执政者又一次拿“秩序”当作懒政的借口，就像陆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近期发表的评论文章所说，“任何事情在中国都不能大拨轰、一刀切。”民众对于现代化治理的期待，同一些执政者尚未升级的治理观念与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亦是中国当前主要矛盾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