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寻觅就业困境突破口　地摊经济能否重燃“人间烟火”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2020年全国两会之后，“地摊经济”宛若一夜花开般成为舆论焦点，甚至少见地引发全民狂欢。“工资没8000，不如摆地摊”、“十年打工一场空，摆摊三年变富翁”、“工作不好找，地摊搞一搞”—各种社交平台上，无论是程式员、设计师，还是运营、人事等各类职业人员，都调侃要去“摆地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民间舆论狂欢背后，是中南海高层的“月台”，中国经济和就业困境的突破口，或许就在其中。

上周一（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展开了两会闭幕后的首次离京考察，他在山东省烟台市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其实，前不久的全国两会上，“地摊经济”已经是热议话题。在5月28日官方公布的最终版《政府报告工作》里，“合理设定流动摊贩经营场所”作为新增内容，经过李克强之手被写进了报告的“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部份。

改革开放初期的地摊经济

顾名思义，“地摊经济”就是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式，这是最简单、底层民众也可作为创业者参与的商业形式。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时代，历经数千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摊经济”的使命被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府从满足生活需要，上升到“保民生、促就业”的高度。

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蜂拥回城，加上五六十年代人口增长失控（1949至1979年中国人口增长4.3亿），导致城镇就业压力陡增，实际待业率高达13.6%。经济形势更是惨不忍睹，197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人民币，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中共高层于同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把工作重心放到发展经济建设上，1981年，中共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当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肯定了个体经济的作用，为“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满足需求，扩大就业”，个体经营户可以租赁舖面、柜台，可以摆设摊点、走街串巷、流动收货。“地摊经济”由此成为中共高层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

人多地少的浙江义乌，因为有农耕之余做小买卖的传统，当时率先打破“人民公社”组织束缚。1981年，义乌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地摊经济开始合法化，从地下转入地上。义乌农民将鞋、袜、围巾、玩具、化妆品等小商品通过货担形式远销到其它地区。

随着地摊经济的发展，义乌地方政府从1982年开始建立小商品市场，以满足愈来愈多的个体经济户，从棚架市场到摊位市场不断扩建，从最开始试验性的建立700个摊位，随后1,050个摊位、2,000个摊位……到1984年底，义乌个体户达到14,259户。1986年，义乌市场的成交额突破1亿元人民币，既解决当时的失业问题，也成就了其“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江湖地位。

不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因国有企业改制而引发的第五次失业高峰期时，“地摊经济”在促就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就是在九十年代历经地摊的磨练，一步步成就了今天的电商帝国。

1991年，马云和朋友成立海博翻译社，第一个月的收入是700元人民币，而当时的房租为2,000元人民币。为了维持运营，马云开始他的练摊生涯，他辗转义乌、广州各大市场进货，然后摆地摊卖小礼品、鲜花、衣服、手电筒等各种物品，还曾经销售过一年的医药，推销对象上至医院，下至赤脚医生。

到1995年创办“中国网页”时，马云的练摊生涯还在持续。彼时马云白天是总经理、推销员，游走各大写字楼拜访、推销，晚上则混迹在各个大排档店舖，微醺的跟人推销介绍华联网及中国网页，那几年他被称为“到处推销中国黄页的骗子”。

启用背后的高层计划

虽然 “地摊经济”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解决中国失业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一度被城市管理者所抛弃。因为“地摊经济”引发了彼时政府官员难以疏解的系列问题：垃圾遍地影响城市形象、污水横流污染环境、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经营的商品品质难以保证、经营人员缺乏资质管理……有一段时间，地摊经营更成为了脏乱差的代名词。

当时的各级政府尚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和智慧，于是便引入了城管体系，用强硬手段“暂时”解决了这些市容市貌问题。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成立第一支城管队伍，随后中国各地城管体系建立起来。2002年8月22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此后中国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制度全面铺开，极易引发市容市貌问题的“地摊经济”也因此短暂退出了城镇历史舞台。

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让本来放缓的全球经济出现倒退现象，身处全球经济链中的中国自然难以独善其身。5月26日，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在最新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4.6%，中国GDP增速在第一季度已经是-6.8%。虽然中国经济目前开始回温，但城镇失业率依然没有改观。根据官方资料，中国1至4月份的失业率分别为5.3%、6.2%、5.9%、6%，而这个资料只是登记在册的城镇失业人口，如果加上还未登记的城镇人口和大量农村失业人口，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仍旧不容乐观。

这样的经济压力下，四川省成都市政府首开先例，在3月15日公布了《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提出疫情防控期间对商家和经营者实施审慎包容监管政策，就此释放了复苏“地摊经济”的信号。资料显示，截至5月28日，成都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舖复工率超过98%。

成都“一夜10万人就业”

这样的“成绩”获得了李克强的认可。5月28日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谈及成都的“地摊经济”时称，“人民群众中有无穷创造力。前两周我看到报道，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上周四（6月4日），至少有上海、济南、大连等27地纷纷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

5月25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将推进夜市经济发展，配合属地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科学设置夜市，指导夜市落实管理主体、实施商户自治。支持特色小店开展“外摆位”经营，对外摆时间、摆放范围等实施精细化管理。

上周二（6月2日），山东省济南市政府表示将合理释放“地摊经济”，并通过提升夜间经济IP品牌、培育夜间经济主题街区、举办夜间经济特色活动、打造夜间经济文化品牌等。

上周三（6月3日），大连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大连市政府正计划开展“商业外展外摆”活动，由政府统一管理，划定摆摊区域，制定经营规范。

经济萧条时期，“地摊经济”能帮助解决就业问题是事实，而它带来的社会反作用力也是事实，如今“地摊经济”再启用，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近日有媒体报道，“地摊经济”相关的货源、产品品质、治安等问题在中国政府牵头下，迅速得到诸多网络平台的多方支持。内地著名电商平台阿里巴巴旗下批发网1688于5月29日发表了“地摊经济”帮扶计划，随后，京东的启动“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苏宁的“夜逛合伙人”地摊夜市扶持计划，微信支付面向平台超5,000万小微商家的“全国小店烟火计划”在6月2日同一天公布。

目前来看，各地方政府在鼓励“地摊经济”的同时也在着力解决背后的消极影响，足见与三十年前相比，不仅是科技支撑的提升，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这也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体现。

上文节录自第21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8日）《中国寻觅就业困境突破口　地摊经济能否重燃“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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