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基辛格】遇东亚秩序变动之际　历史上的朝鲜如何“选边站”

关于世界秩序正在变动的说法，随着中国崛起甚嚣尘上。但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持续以“静态”的思想与眼界看待“动态”的世界，甚至避而不见。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迎来全球大流行，似乎更加冲击“静态世界观”。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基辛格的结论，多少带着美国精英对现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期许”。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世界秩序的变化有哪些现象依循？其中，被点名“秩序破坏者”的中国是如何看待自己？与之相关的行动者又采取何种方式来应对世界秩序的变动？以上的问题，多维新闻将以“围观基辛格”为主题，透过系列稿件加以探讨。本文为第三篇。

世界秩序的变化，并非如今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才会发生，在古代的东亚地区，同样存在许多国际秩序转换的时期，特别是体现在朝代的更迭兴替上，除一般熟知的宋、辽、金、西夏、蒙古、渤海国之外，地处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918─1392年），面对列强环伺的虎视眈眈，又是怎么因应时局变化做出外交政策上的调整呢？

宋辽相争　高丽借以自保的事大主义

唐代末年，朝廷对内无力节制地方节度使互相攻伐，对外羁縻的影响力也大幅衰微，处于唐王朝边境、朝鲜半岛上新罗贵族弓裔（869─918年）起兵反抗新罗、建立泰封国（又称大封国、后高句丽），不久大将王建（877─943年）推翻弓裔，改国号为高丽，经过对后百济的战争与接受新罗敬顺王（927─935年在未）的“让国”，高丽王朝于公元936年一统朝鲜半岛。

然而，面对高丽西面逐渐崛起的契丹族，尽管双方曾有互赠礼物的友好举动，但当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国时，两国领土接壤、高丽失去北方屏障，且契丹有逐步向东攻略的态势，开始冲突不断。高丽太祖王建鉴于“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意即王建认为契丹曾与渤海结盟，后来又背信弃义将其灭国，不值得交往，遂与契丹绝交，故当契丹于942年送来50匹骆驼时，王建不仅将骆驼饿死，还把契丹使臣30人流放至海岛，从此两国交恶。

当宋朝建立后，高丽光宗（949─975年在位）便于宋太祖赵匡胤即位的第三年（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遣使入贡，不仅采用宋朝年号，更建立了宗藩关系，这也是高丽从中国五代时期以来一直延续的外交政策——事大主义。宋朝积极拉拢高丽以牵制辽朝，阻其长驱南下全力攻己；另方面，高丽为求自保，亦努力与宋朝交好，宋与高丽之间形成紧密的外交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高丽观察到宋辽之间的战争互有胜负，自己既需要宋朝的绫绢、锦罗、白绢、礼服、瓷器、金银器、酒、书籍、乐器等大量精美工艺品，促进本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发展，又希望近邻的辽朝不会轻易攻己，所以在两强对决时并未彻底的“选边站”或“一边倒”。

高丽有时向宋朝修好、称臣纳贡，有时又迫于辽的军事力量而被迫臣服，奉辽为正朔。台湾史学研究者张幸如认为，高丽反而是自在游走于辽、北宋两强之间，既顾全了辽在高丽的宗主权，使高丽的国防安全无虞，又可得宋朝方面文化与经贸上的利益。这种深具弹性的外交政策，使其不但未变成辽宋二国相争下的牺牲者，反而成为辽、北宋、高丽三国中的最大赢家。

迨女真势力在中国东北崛起、建立金朝，高丽看辽朝国势日衰，随即停止奉辽为正朔的外交举动，并在辽亡金兴的国际秩序变动时刻保持了观望，为的还是秉持“事大主义”：首先要先辨别谁才是该事奉的大国。因此，当宋朝欲重新对高丽国王册封时，高丽予以了婉拒，保持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辽朝彻底亡于金，金兵大举南下攻宋时，高丽亦拒绝了北宋以经济为诱因的乞援，意味着高丽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文化和经贸需求的顺位只能退后，并在宋、金之间做出了抉择：奉金为上国，并上表称臣、纳贡。这不仅保证自己的国祚绵长、寸土不失，还在辽金战争时取得了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百年间无重大战事。

时过境迁，到了元朝末年，虽然蒙古铁骑已无建国之初的威风赫赫，但退往北方草原的北元政权仍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所以即使在朱元璋（1328─1398年）建元称帝后，高丽虽出兵元朝在咸镜道的双城总管府、杀死元朝派去的使者、停用元顺帝“至正”年号，亦遣使明朝要求册封、奉明正朔，但在恭愍王遇弑后，再次转向亲元，实行两面外交，如辛禑王在位14年里，高丽先后9次遣使至北元告丧、谢册命、贺节日、贺郊祀、贺改元等，北元也曾10次遣使高丽，或册封，或诏告改元、颁敕，以及企图联合高丽进攻明朝。

后金龙兴　朝鲜却以“再造之恩”一面倒向了明朝

在李成桂（1335─1408年）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后，即使“事大主义”依然被奉为国策，但《南风窗》东亚事务观察员赵博渊认为，该国策执行到王朝中后期，未能审时度势、教条化严重，最终演变成不容侵犯与修正的政治正确，凌驾于本国利益之上，最终导致屈辱地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由于明军积极介入“壬辰倭乱”（万历朝鲜之役，1592年、1598年），终将日军逐出朝鲜，使“藩邦”得以“再造”。朝鲜举国上下在慕华、事大情感中更增加了强烈的感恩思想，对明朝的认同更进一步，称“万历再造之恩，将百世不可忘也”，并仿朝鲜社稷坛建立“大报坛”，采用祭天的礼仪，但规制却比社稷坛还要高，其隆重程度也远高于宗庙祭祀，以祭祀、纪念明神宗的“再造之恩”。

因此，当明军在萨尔浒之战（1619年）大败，朝鲜仁祖（1623─1649年在位）未能认识到后金已崛起成为新的大国，却持续奉行反后金亲明朝的政策，终止与后金的贸易，同时允许明将毛文龙（1576─1629年）以朝鲜铁山城为根据地，不断袭扰后金，致使1627年、1636年皇太极（1592─1643年）两次发兵攻打朝鲜，并兵临朝鲜京城汉阳府（今韩国首尔市），朝鲜仁祖只好出走至南汉山城避难，最后出城投降（丁丑下城），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大礼谢罪，被迫同意长子、次子至清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作为人质、还需向清朝称臣、朝贡，丧权辱国。

综观高丽、朝鲜两个历史上的王朝，借由“事大主义”，在东亚国际局势变动之际，以小国之姿游走于各方之中、不轻易“选边站”，保持外交弹性，不但保全自身且获得好处。然而，像朝鲜仁祖时选择“一边倒”倾向日薄西山的明朝，后果将是灭顶之灾。以史为鉴，甚么才是理性且负责任的抉择，已经不言可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