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方方日记：舆论转变的始末与症结

方方日记，以一位作家的视角，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武汉封城后的中国经历新冠肺炎的历程。其中，包含着一位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冷静反思，但正如每一视角在所见之外，也难免受到争议。自方方日记发表，国内对它便有所争议，但支持者仍为主流，而伴随着《方方日记》在美国和德国的出版，这场争论才鼎沸起来，大批的支持者开始反对批评方方。

方方，本名汪芳，是身居武汉的中国作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从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直到3月24日，用60篇日记记录并发表了她对武汉封城后中国抗击疫情的观察和看法，由于很多记录真实、尖锐，乃至不乏对政府的尖刻批评，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阅读。

在疫情初期，中国主流媒体对疫情的负面报道几乎付之阙如，在此情况下，方方能够以一个体制内的作家的身份，从民间的视角记录下她自己对武汉疫情的观察和思考，尤其是批评抨击了中国地方官僚及卫生部门在应对此次肺炎疫情早期，存在着迁延、犹豫、瞻前顾后，乃至误判的行为，并揭示出了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信息堵塞和官僚主义。她在日记中公开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些失职渎职的官员进行追责问罪。

她的这些记录大部分有事实依据，而且与后来的媒体报道也基本吻合。但能够在疫情开始便敏锐而直接地捕捉并向公众传递出这些信息，让公众在获取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之外，能够获得不同的批评声音和负面信息，对增进公众对疫情的知情权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也在舆论上推动了中国的抗疫进程，这也是她能够在起初获得巨大社会反响和支持的原因。

许多支持者将方方日记看做“难得讲真话”、“社会良心”，是能引起社会反思、让社会进步的好作品。而众多学者、作家等知识分子也公开力挺方方，将其称为最出色的“战地记者”。

伴随着中国中央政府动员全国力量救助湖北和武汉后，武汉防疫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在迅速地就位，整个社会组织显示出出奇的高效，经过艰苦的努力，武汉、湖北和整个中国控制住了疫情。社会总体的舆论从此前的批评转变为积极的支持和赞扬，对政府的支持，对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疗工作者、志愿者和基层工作者的赞扬。

而这个时候，方方日记尽管也对政府的积极努力和抗疫工作进行了肯定和赞赏，认为“做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但可能还是会写不少所谓“负面”或批评的话语，还是被许多人诟病为“描写了太多苦难、阴暗的事”，而看不到更加宏大的中国抗疫成就。

而在近日方方日记即将在美国和德国出版的消息出来后，反对的人开始增多，甚至有极端的观点认为方方在“给西方世界递刀”、“里通外国”。而曾经许多支持方方的人也对方方表示不解，甚至公开反对方方的做法，认为日记仍是以批评为主，此时出版有些不合时宜，这批人不在少数。

这些反对者的依据主要是，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的防疫工作充满偏见，尤其是一些国家政客因本国疫情严重开始向中国甩锅，而此时向国外发表对中国抗击疫情充满批评和负面消息的方方日记，十分不妥。

他们并非只是担心方方日记成为这些人抹黑构陷中国的“实锤”，而是因为在西方整体舆论一向对中国充满偏见的形势下，方方日记中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尽管在国内起到了监督政府、推动进步的作用，但在此时的国外，并不能起到“多元声音”的作用，而仅仅是强化了西方社会的固有偏见和认知。

但方方回应，这部日记中并非只是负面和阴暗，也有正面记录中国的抗疫经验，但显然更多人不大会认可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即便日记中有中国抗疫的积极面向，也只是一小部分，其主调还是批评，其在西方的出版加剧偏见在所难免。

围绕方方日记及其出版，国内掀起了极大的现象级争论，但核心的争议正是这一点。这也是许多人支持方方在国内出版发表日记，却不支持其在此时到国外出版的症结。显然，这并不是简单的一句言论自由所能对付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