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习近平在4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释放了甚么信号？

4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被认为释放了重要的信号。这次会议既透露了中共高层对未来时局的最新研判，也暗示了对未来经济发展压力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悲观预期。即使是像中国这般的全球性大国也已经倍感压力，那么，国际局势是否会急剧恶化，又会恶化到怎样的程度？

中共高层再现危患意识

与早前几次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相比，本次会议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以分量很重的笔墨陈述了中国外部或者说全球性的变化与风险。例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表示“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新冠病毒的源头尚不清楚，但是已然传播到了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截至4月9日仅有不到20个国家没有宣布发生疫情，其中大多数是分散在西太平洋的岛国。而对于那些已经遭到疫情侵袭的国家而言，苦日子或许才刚刚开始。目前仅官方公开数据显示就已有近160多万人染疫，9万5千多人死亡。其对整个世界的深远影响和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改造，或许也只是初露端倪。

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防治，将不可避免使得绝大多数民众受感染，其中相当一部分会染病去世，整个国家都将受到重创；即使采取像中国那样的措施，也至少需要承受两个月时间的社会和市场停摆，更何况没有几个国家的防控手段和效果能够达到中国的水平。那么，全球经济大幅倒退、社会趋于紊乱，甚至国家动乱、失控、暴发战争，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悲观情景。习近平所说的“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应该就包括这些可能性。

而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美国。在新冠疫情发生之际，中美持续两年之久的贸易战刚刚按下“暂停键”。如今全球疫情的“震中”由中国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应对疫情的局面令人不忍直视。作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如果长时间无法控制疫情，将会导致的可能结果是可怕的。届时美国不仅无法在全球共同抗疫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还有可能会成为全球疫情的巨大传播源，不排除进一步向外转移矛盾、导致国际纠纷和冲突，进而加剧全球秩序动荡的可能。

事实上，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全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出现回潮迹象，从难民危机到欧洲右翼崛起，从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到英国“脱欧”，全球秩序就有生变的征兆，经济全球化也被认为将会倒退。与此同时，还有更长远视角里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似乎并非改变了这一进程，而是起到了加速的效果。

中共在2018年提出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不得不说颇有远见。作为一个有着很强忧患意识的政党，习近平此番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传递了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然而过去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公告中从未出现过类似表述。

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是在党内“四大危险”、“四大考验”的警示下召开，此后习近平对中国内部的一系列整顿、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问题。不过中国境外的危险与考验正在急剧凸显出来。此次新冠疫情则是正在从中国内外两个区域对其进行考验。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后续冲击

具体来看，这种担忧可能至少针对四个方面。

第一，就新冠病毒疫情来说，针对性疫苗和特效药能否研制出来尚且未知，距离大规模使用更需时日。由于其他国家最终能否完全扭转疫情、消灭病毒不是由中国所决定，该病毒最终会有很大概率会与人类共存，形成长期性、周期性疫情，对中国造成持久性的外部输入和反弹的威胁。或者中国境外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之后形成“群体免疫”，但拥有抗体的人同时也成为病毒携带者与传播源，也会对威胁到中国的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

第二，尽管新冠病毒源头至今是未知之谜，但是由于新冠疫情最先在中国被揭开，加之西方媒体和政界人物有意无意的引导，可能会形成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例如要求追究中国责任、对其他国家赔偿。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则可能导致令中国应接不暇的外交纠纷，也会对中国造成很大麻烦。

第三，国际局势有可能出现剧烈变动和洗牌。美国目前仍然自顾不暇，而且可能会成为国际格局里的不稳定因子，更难以担当起领导角色，而中国则远远没有形成足够的体系和能力取而代之。几乎所有国家都将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挑战和考验，国家制度可能因之崩溃，并导致国际外交秩序的紊乱。而且，由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的这场裂变，可能会是长期性的。届时会否因为疫情被分化重组出新的国际关系，还需进一步观察。

第四，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或将重构。随着疫情的扩散，“封城”、“封国”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常规操作。防护物资紧缺的背景下，对本土产业的重视犹胜往昔。国际间的资本、产业、技术、知识等方面的流通与分工则可能受限。这对于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体系的中国而言也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其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进出口贸易将面临风险。

另一方面，作为率先扭转疫情的国家，中国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在迅速恢复。4月8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对本国“复工复产”的重视也甚于往日。相比于3月18日政治局常委会提出的“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以及3月27日政治局会议“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都把“复工复产”放在宏观部署之间简单几笔带过，而4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公告则独起一段来谈，更称“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感”，“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条件”，“要加大复工复产政策落实力度，加强对困难行业和中小微企业扶持”。新一轮部署更为全面、细致，对于“复工复产”的紧迫感溢于言表。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不久前的4月3日，被公认为国际政治学均势理论大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通过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声称“在此次疫情之后，世界将会变得不一样”，“现在的情况就像在1944年末一样，充斥着一种呼之欲出的危险感。这种危机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人，而是随机和毁灭性的打击。”

而对于中国而言，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关键还是在于中国自身。中国的根本则在于国内。中国拥有13多亿人口，这既是规模巨大的生产者，也是规模巨大的消费者。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国防军工实力也不容小觑，中国或许也是最有底气抵挡住国际变局的国家。早前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率先扭转疫情，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