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近思录：中共集权一疫定高下？

“疫情的发展过程充分显示了，一个制度如果没有高度统一的政治权威，后果何其可怕。”4月7日，一名中国学者的发言被刊登在一个民族主义倾向明显的中国媒体上。在《中央集权只适用于极端状态？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一文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在对比各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极端政治考验时的表现后，得出了以上结论。

在范勇鹏看来，这场“对照组实验”以一种自然出现的残忍形式印证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优越性。尽管他并未直言，但正如其比喻，手机和电脑操作系统的高下之别在于各自在极端环境下是否能够自如运转。那样，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好坏评价也是基于此；而且，“应对非常状态本就是其更基本的功能，而且往往是更‘底层’的功能。”

事实上，他的逻辑并不新鲜。中国政府在疫情扩散后采取断然措施，的确“纠正”了前期的失误，截至目前有效地避免了更大危机的出现。数据证明，无论是在控制疫情扩散还是救治感染者上，中国政府的努力的确取得了成效。尤其是在对比美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政府的反应时，这种“成效”是如此清晰而不消明言。

正是在这一结论的刺激下，中国传统官方媒体、普及率极高的网络短片平台如抖音和自媒体平台都不断地涌现着同一种声音，“中国政府有效控制了疫情，展现了优于他国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价值”。

范勇鹏认为，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并不只是解决极端状态下的权宜工具，因为非常态和常态是一对界限模糊的概念，而无法应对非常态危机的制度肯定不是好制度。

这似乎无可辩驳。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正如他本人所述外界对中共体制的认知不全面一样，事实上他对西方体制的信心缺乏显然也存在观察盲区。治政治哲学的赵汀阳主张，中西政治制度都各有优缺点，不是存在绝对的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二者互相解决了各自所关注的问题。譬如说来，集权体制和民主体制并不存在绝对的好恶，集权主义存在理性和狂热，而民主体制也存在内部的个体自由和价值狂热冲突。很多人在歌颂中国当下体制造就了此次疫情抗击中的集体服从、秩序井然，对生命的尊重，同时贬低了西方体制下所呈现的国家机器运作失灵，无能和低效，对生命的漠视。但是这是否便证明了西方体制的全线崩溃呢？

其实，中共在应对突发状况时的表现并不总是能让人满意，这并不只是指地方官员在应对 这次疫情初期时的表现。相反，西方体制的衰落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而是在更早之前在应对近年接二连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无所作为，而这场危机只是将其内在的这种体制性弊端暴露得更加明显而已。但是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再度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在变化，而制度也应该顺势演进。

此外，尽管这场影响巨大的疫情的确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但是纯粹以遏制疫情的效果来判断中西方体制优劣，甚至预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不可逆演变，都显得过于草率。当然，所有人有必要对中国和中共的有效应对诚恳予以认可，但未必需要将之奉为新政治制度体系和政治伦理——东风压倒西风——崛起的证据。

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中国官方看来，这次疫情提供了一个机会——曾经中共的宣传机器费尽心力要证明中共的制度优势以对抗西方普世价值，但都无果而终。而此次，上海市委党校与东方网联合推出系列文章《“抗“疫”背后的中国之治”》，人民网刊发《疫情防控阻击战彰显中国制度优势》，中国网刊发《战“疫”中国模式彰显制度优势》，类似声音可谓连篇累牍。同时，在中国的民间社会来说，那些分属左右不同阵营的人就此展开了一场实力悬殊的论争，抱持着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声音进行了一场全民爱国主义教育，成功地压制了国内自由派的声音，让诸如作家方方等人的声音沦为边缘的被主流唾弃的论调……

只是这两种倾向越是明显，它所反照出的制度自信便越发显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