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谁为疫情延迟处置负责？　陆媒剑指中疾控及武汉官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蔓延，谁要为疫情延迟处置负责已成公众最关心的重点之一。内地公众号“媒体炸鸡”分析了大量相关报道，梳理出最关键点的关键讯息。指出中国疾控中心及武汉官员难辞其咎。

中国疾控中心论文和瞒报无关

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中国疾控中心（下称CCDC）领衔的论文，提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12月中旬以来就已出现人传人。论文引发轩然大波，众多微博大V都声讨中国专家，认为明知12月时就出现人传人，却只顾抢数据发论文。

“媒体炸鸡”综合各方的讯息后指出，其实是误解。

1. 论文是29日发布，数据收集截至22日，但全文并没写明CCDC在12月底至1月初，就获得与人传人相关的资料。

2. 不管是CCDC的官方回复，还是备受舆论指责的CCDC主任高福本人对《第一财经》的回复，都强调论文只是一个回顾性研究，所有病例在撰写前已经向社会公布，包括钟南山在20日所说的一名病人传染14名医护人员。

3. 官方回复信不过的话，但香港大学亦有专家是论文的共同作者。根据陆媒《财新网》在31日的报道，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指，研究团队在过去几天才获得上述结果，并已尽可能快地报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称，论文在提交几天后（just days）便予以出版，期间有完整的同行审议和编辑流程。

“媒体炸鸡”进一步分析指出，从逻辑看，专家为抢发论文而瞒报也完全说不通。论文的资料来自好几间机构，包括有香港，要一起瞒成本太高。高福本为CCDC主任，可以说是国内病毒专家能达到的最高职位，为论文而让仕途受损，说不通。此外，发表回顾性研究论文是科学界面对传染病时通常做法，有益于国外共享经验，有利于防控。

不过“媒体炸鸡”亦认为，CCDC的责任尚未完全厘清。CCDC在撰写论文时引用的都是已向社会公开的病例，但不等同于CCDC早期对人传人完全不知情，理由包括有：

1. 从《北京青年报》、《财新网》等多间专业媒体的报道，以及当地科研人员自媒体等渠发布的资讯来看，武汉的医护人员在12月底就知晓有人传人，证据确凿。官方传媒的新闻通稿有提到CCDC专家在12月31日赶赴武汉，过程中专家完全没听说过有人传人的可能，难以令公众信服。

2. 但也并不能说，CCDC在此时已从严谨的病毒科学角度，确凿地清楚病毒与人传人的关联。有报道称有研究人员在12月底即发现了新型病毒，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发现新型病毒到确认其为不明肺炎的病原体，还需要一段时间。中国是在1月8日明确新型冠状病毒为不明肺炎的病原体。

3. 《经济观察报》记者在31日专访中国疾控中心前副主任杨功焕时，对方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SARS之后，中国建立了一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中国疾控中心更是有一组人专门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并且，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5宗病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由中国疾控中心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访视、采取样本。

“媒体炸鸡”认为，如果该系统运转正常，理论上CCDC对武汉不明肺炎频发的基础情形是一直知情。

在1月20日钟南山首次公开披露有病毒会人传人前，医疗系统内部已经有不少人传人的证据，不少医生都猜测，甚至为此被“训诫”。即使此时没有建立严谨的科学因果关系认定，但CCDC在这之中是完全不能做甚么吗？中国疾控中心和高福本人的回应中，均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CCDC应是已事先知道风险

对此，“媒体炸鸡”推测理论上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是CCDC知道风险，有在体系内通报；二是CCDC误判风险，没有及时认识到病毒会发生大规模人传人；第三是CCDC知道有风险，但甚么都没做。

“媒体炸鸡”分析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并引述多位从事疾控工作的人士指出，疾控系统在知道有风险情况下，还不通报予行政系统，这种“作死”的行为很难想像。至于第二种可能性是存在，但存疑。但从最初采取的措施来看，CCDC专家似乎确实只针对“动物传人”的可能性，例如专家组到达武汉后提出建议，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就被关闭。

专家组12月底第一次到武汉，以及1月20日再一次到武汉，两次之间有漫长的空窗期，期间到底有甚么转变，其实可从CCDC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1月29日接受官媒《环球时报》的采访窥知一二。在科学问题上，曾光指专家组两次在武汉看到的疫情情况大不一样，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话锋一转，曾光亦有说明涉及行政问题，不排除有决策上的犹豫，对自身不自信。

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是科学问题，站在科学的角度，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能如此单纯，科学问题只是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但不管哪种可能，从结果来看，风险的确没有及时提醒，导致疫情蔓延。

“媒体炸鸡”在最后指出，CCDC所需负的责任是无法排除。有一个基本常识需要厘清，就是官员不应该只对体系内的程序负责，应该承担更大的政治道德责任。CCDC是卫健委直属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既是专业性机构，也有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责任。单单被认为是要负上主体责任的卫生行政机构，是缺乏常识，但称之为完全的技术性机构，也是缺乏对国情的认知。

CCDC的主任既是专家也是官员，公众会对如此的一个角色有所期待和评判，不能只按照体制内行政规则完成讯息传递就了事，不能面临危险时，行政官员说“压一压”，专家就要做乖乖听话的孩子。

武汉官员难辞其咎

另一方面，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无权发布讯息的武汉官员，“媒体炸鸡”亦认为难逃责任。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疫情发生后应由卫健委授权省级卫生部门发布讯息，与武汉市无关。

但实际上法学界对此也有异议，比如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讯息。《突发事件应对法》相较《传染病防治法》，是较新立的法律，新法原则上优于旧法，“显然，市长选了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媒体炸鸡”直言，即使法律上无责，武汉官员“政治上的责任依然是跑不掉的”。

（公众号“媒体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