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疾控中心论文触怒民众 　疫区距离中央到底有多遥远

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人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一篇新型冠状病毒研究论文，触怒了不少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失去亲人以及正在与武汉肺炎抗争的病患。

高福等人究竟是在武汉肺炎“人传人”已公之于众（1月20日）的背景下写的论文，还是在此之前，似乎成了问题的关键。真相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感情。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1月31日提出了自己的推断。他认为应该不存在高福等人沽名钓誉刻意隐瞒“人传人”真相而去写论文的情形，但是包括他在内，中国的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确对疫情蔓延的恶果难辞其咎。他在《公众的不满转向国家卫生系统管理者，后者应当感到愧歉》一文中得出“结论”，回避了问题本身，或者说直接否认了外界的质疑，但没有转移公众的视线。

“火”已经烧到了北京，烧到了中央。

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的事业单位，其职责包括开展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及国民健康状况监测与评价、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调查与危害风险评估和研究制定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和国家免疫规划并组织实施等。

然而在此关键时间节点，高福为什么要犯众怒去“不合时宜”地写一篇论文呢？人们质疑，作为国家机器某一单位的负责人，高福这属于不务正业和擅离职守；更何况若诚如外界推断，这篇认定人传染人病例的论文发表于1月24日，如果撰写早于1月20日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首次向公众承认武汉肺炎人传染人特征，那就意味着高福等人明知此危机情形却秘而不报，导致疫情难以遏制，罪莫大焉。

1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已然做出回应，其核心意思即论文所披露人传染人事实是回溯性描述。与公众从钟南山处获知人传染人这一关键信息的时间相比，作者团体并没有提前获知。也即是说，该论文的撰写是在大约1月20日人传染人结论得出后，作者团队在短短4天时间内完成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以及论文的撰写、核对和投稿的。

中国疾控中心的回应显然没有令所有人信服。

其实，这已经不是国家卫生系统在这场危机中首次遭受质疑。就在不久前的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当众回应外界对武汉市政府披露疫情不及时的指责，“无意”中透露了北京和地方的权责龃龉，其实将“皮球”踢给了中央。

犹记得周先旺说道，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最后说道激动处，周先旺更发誓，“最后说要问责，说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处理好。”

事后，人们的确注意到了《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条款，并印证了周先旺的说法，不过武汉市若的确及时上报了疫情，那么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国家卫健委又是如何处理如何预警的呢？直到当下，人们已经无法窥伺到当初北京的应对流程。

总之，SARS之后的数次疫情蔓延显然没有让中国政府将现代社会突发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机制提升到应有的水准。从地方到中央，其间的国家机器运转是如此混乱和不堪一击，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

北京高层曾为此连续下达了五份通知，其中来自中组部的一份文件称，“要大胆提拔使用表现突出、堪当重任的优秀干部；及时调整不胜任现职、难以有效履行职责的干部；严肃问责不敢担当、作风漂浮、落实不力，甚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干部”。但这显然不是一两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