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台湾首次选举 日据时代的“民主游戏”
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与立法委员选举之日即将到来，台湾新闻版面与舆论几乎全围绕此打转。习惯接受欧美价值观的台湾大众，喜将选举视为实现民主政治的指标，尤其在追忆民主化历程时，往往将日据时代的1935年的州市街庄议会选举看做民主政治的起点，并称许正是因为在当时累积足够的政治经验，因此才能在台湾光复后顺利举办1946年的地方普选，隐然有美化殖民者带来“现代化”的涵意。
然而，考究当时日本殖民当局的态度与刻意制造的选举制度障碍后，便可知道日本根本毫无保障台湾人民权利、甚至实施民主的意图。首先，日据台湾议会选举之所以能举行，纯粹是因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反弹、日本内部民主思潮的刺激、以及殖民者欲借此更深入控制台湾菁英，最后一点更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不能太过夸大前两者对日本总督府造成的压力。
由于日本在1895年《马关条约》强迫清朝割让台湾后，在台湾实施“六三法”，授予台湾总督绝对性的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极度压迫台湾人民，逼使台湾人民发起一波波的起义反抗。而当1915年余清芳（1879─1915年）发动西来庵武装抗日事件失败，以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年）主张“十四点原则”（Fourteen Points）后，鼓励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内的民族自决风潮，遂使台湾抗日运动逐渐转为文化性与争取体制内自决，林献堂（1881─1956年）、蔡培火（1889─1983年）、蒋渭水（1888─1931年）等人便受此影响于1921至1934年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但号称要以“内地延长主义”推行“日台融合” 的首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1855─1930年），却视台湾自治为洪水猛兽，并多次训斥与威胁林献堂等人，厉声批评搞台湾议会是“却莳揭反旗之种者也”。田健治郎还在日记里轻蔑地形容道：“有提出台湾议会设置之请愿于议院者，是皆一知半解之学生等轻举之所致，未足以动台湾多数之民心”。而当看见林献堂等人依旧不屈不挠之后，田健治郎干脆明白地警告称“只请愿属宪法上之权利，故不阻止之耳”，意思就是要上东京向帝国议会请愿可以，但若真要设置台湾议会肯定阻止。最后在1923年2月，田健治郎果然发动“治警事件”大肆逮捕请愿运动的相关人士，导致翌年台湾无人敢联署议会设置请愿书。
至于日本本土部分思想左倾的学者或青年，虽基于关怀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心，创办如《赤旗》、《新社会》、《中央公论》等杂志，讨论如何协助中国、日本、朝鲜的民族与阶级解放等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刊物鲜少关注台湾殖民地的地位，反而花费更多篇幅探讨朝鲜。因此部分论者认为“大正民主时代”（1912─1926年）致使日本稍微在自治问题上向台湾让步，委实有点理想化。更何况这批日本自由派在日本并非政治主流，且在少壮派军人崛起后，原敬（1856─1921年）、犬养毅（1855─1932年）等首相与多名大臣相继遭刺杀身亡，自由派更遭彻底压制，朝不保夕的他们连自家性命都难顾，遑论向台湾与朝鲜的殖民地黎民伸出援手。
所以日据台湾地方选举的成因，主要是日本殖民者欲从“日台融合”的方针消弭反抗运动，因此拒绝林献堂等人的自治主张以免催生独立思潮，反而先在1920年将台湾行政区改划分为五州二厅，实施与日本一致的地方制度。接着迟至1935年才实施限制极为严格的州市街庄议会选举。当时日本总督府规定，仅开放半数市会议员和街庄协议会会员民选，余下则由官方指派，且必须年缴5银圆税金者、25岁以上成年男子才可享有选举权，这导致台湾选民人数被严重限制。根据统计，当时台湾共有950,427名25岁以上男子，但因纳税额的规定导致选民仅有186,627人，只占台湾男性的19.64％。
除此之外，总督府还通过一系列制度陷阱限缩台湾选民人数，比如纳税额5圆的门坎。学者张汉裕曾估算过，1935年台湾人的平均税赋其实是9.071圆，叶淑贞也发现1931至1935年间台湾农民人均缴纳8.86圆以上税金，所以照理而言，选举人不应该仅有18万多人。然而，总督府却限定只有缴纳市街庄税5圆以上者才可享有选举权，但市街庄税乃国税与州税的附加税，仅占全台湾岛税入的21.6％，且税种多是地租税、户税和营业税，根本不利于广大农民。如果以地租税为例，按照总督府的八等则水田征税标准，拥有的土地面积必须超过2.6甲（约2.52公顷）以上才会纳税至5圆以上。最惹人侧目的是，总督府还要求选举人必须可“独立生计”，结果令同居共财的许多汉人大家庭被判定不符资格。故在这种财产限制下，仅有少数大地主与工商业者能参与这场选举，而这正是日本殖民者欲拉拢、伺机收编地方菁英的用意。
学者陈若兰还发现，总督府利用划分选区与放宽居留期限的方式，让在台日人更有优势在选举中脱颖而出。例如将日本人聚居的市单独划出并扩大名额，其余州郡选区则放手让台湾候选人彼此厮杀，竞争有限的席位。日本还规定本土的选民居留期限必须满一年以上，但对台湾就放宽为半年即可。乍看之下这是个十分“便民”的举措，但对当时以农业为主、人口流动不频繁的台湾社会来说，真正受惠的是往来于台日两地的日本官僚、教师、资本家等，反而增加台湾人的从政阻碍。更糟糕的是，总督府还一度规定过竞选者必须以“国语”（日语）演讲，这对台湾参选人与选民来说，无异是变相的政治权利剥夺与文化抹杀。
所以在日本总督府制造的各种制度陷阱下，仅有19.64％台湾25岁以上男子获得选举权，在台日本人共有68,018人，却有39,627人可选举，比例高达58.25％，意即人口比例稀少的在台日人，获得选举权的比例竟是台人的3倍，所以等选举结果出炉后，自然也完全不合人口比例，例如民选与官选的日本市街庄议员共有743人，台湾人则是2,857人，前者占比竟达20.6％，尤其在市会里日本人更是以25.8％的人数囊括51.2％席次；而在民选的76名州会议员里，日本人更是占了36名。简而言之，就是日本殖民者以绝对少数的人口劣势，在议会里“合法”取得不成比例的地位。而且忙活了一场选战之后，台湾人将发现，州市街庄议会仅拥有少得可怜的咨议权，几乎无力撼动行政机构的权威。
这种极端不合理的投票限制和结果，充分显示日本总督府仅想操弄表面开放的选举制度，确保殖民体制不受台湾民意动摇，并把在台日人与少数台湾菁英打造为维护日本利益的共同体，进而瓦解台湾仕绅响应“民族自治”的吁求。
因此如有部分台湾人讴歌日本统治带来了“民主”，就实在太忽略与粉饰殖民者别有用心，其本质不过只是仅限日本殖民者享有的表面“民主”，广大台湾人民遭剥削与压榨的苦难，丝毫没因此有所改善。直到台湾光复之后，台湾人民才在1946年的首次地方乡镇市选举里，不再受到任何财产与性别限制，而这时已经与日本没有任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