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互联网巨头接连卷入劳资风波 为什么舆论“讨伐”华为
孟晚舟被捕事件一周年之际，一位华为前员工的离职赔偿纠纷事件却意外让这家中国通讯巨头陷入舆论风波，围绕是华为“构陷”员工还是员工恶意敲诈华为的争论，成为中国舆论场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虽然至今事件的是非曲直尚未明确，不过舆论已有同情“离职员工”的倾向，一时之间，华为成为众矢之的。而华为卷入的这场劳资纠纷风波并不是特例，将时间线再拉长，这已经成为近两年互联网行业最为突出的劳资矛盾。有人说，今次华为的员工离职风波是一个审视中国互联网阶层劳资关系的契机。过去一年还被视为民族骄傲的华为，为何一夜之间遭到舆论讨伐？
前员工“敲诈”华为遭拘禁
这场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波源自11月28日，中国自媒体上爆出一份《刑事赔偿决定书》，从而牵扯出华为前员工李洪元因在离职时与华为就离职赔偿款等问题发生争执，而后被起诉敲诈勒索，羁押251天，后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罪释放的事件。
据大陆媒体报道，2005年10月，李洪元从浙江省巨化集团离职，加入了华为在杭州的部门。在其从华为离职前，李洪元在华为的太阳能逆变器业务部门工作。2016年11月，李曾经向上级举报其所在部门一些造假行为。2017年，华为的人事部门决定不再和他续签劳动合同，李洪元接受了这一决定。2018年1月31日，李洪元和华为网络能源产品线人事管理人员何某谈判，双方经协商后，将“N+1”赔偿改为“2N”赔偿。
2018年12月16日，深圳警方对李洪元实施强制传唤，将其从住处带走，案由为涉嫌职务侵占。但在其抵达公安局后，案由被变更为涉嫌泄露商业机密。在被刑事拘留了一段时间后，案件移交检察院。直到2019年8月23日，龙岗区检察院才最终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对其不起诉。截至释放当日，李洪元被羁押了251日。
该事件爆出后，舆论反应强烈，在华为内部的论坛“心声社区”上，有评论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发表的被拘捕事件一周年感言下面，留言“251”，以示对华为的“抵制”；在知乎、微博等中国自媒体平台上，多的是对华为的“讨伐”，包括热衷于在中国热点社会事件上发声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都发表评论称华为对该事件的回应声明没有照顾社会态度，“输了情”。
几日之前，中国民众对华为还不吝溢美之词，为孟晚舟仍受困加拿大打抱不平，但随着李洪元离职事件的爆发，往昔的追捧都转为挞伐。其实，这种情绪可以理解，舆论对华为的“讨伐”一定程度上是夹杂着失望。因为过去几年代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华为市场占有率大增，被贴上“国货之光”的标签，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中，华为抗住美国政府的打击，这家企业的表现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民众赋予华为的荣光里一定程度上寄托了爱国的朴素情感，这已经超越了对一个品牌的单纯喜爱。也正是如此，伴随李洪元离职风波所爆出来的劳资赔偿不合理、业务造假、“诬吿”员工等负面消息才令民众大受冲击。
中国为何频发网络维权事件
华为前员工的离职事件之所以如此广受关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华为树大招风。这就好比日前刚被舆论围攻过的网易暴力裁员事件，虽然这种劳资关系变动或者劳资矛盾在中国以及全世界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华为、网易的裁员风波能够掀起舆论风波，正因为这些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舆论的靶子。当然这并没有不好，至少可以将这种劳资矛盾给暴露出来。可是具体到矛盾背后的原因，则不可能只停留到单纯对一个企业的指责。
在真相未明之前，急于站队表态是不公允的，极有可能造成网络暴力与误伤；其次，只停留在谴责的层面也是不够的，换言之，今天是华为，明天是一个公众并不熟知的企业，谁来关注其中的矛盾。因此，应该以更广视角去看这种现象。
抛开华为与李洪元之间的是非先不谈，就说这种劳资矛盾现象本身。事实上，华为公司内部的劳资矛盾不只李洪元，紧随李洪元离职风波，中国媒体再翻出一个叫曾梦的华为前员工也出现了与李洪元类似的遭遇，而根据李洪元的说法，因从华为离职产生劳资纠纷的案例十分多，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维权群。而在华为之外，还有此前的网易暴力裁员，还有2019年4月中国大陆对“996”工作制的争议，以及2018年末的中国互联网裁员潮。
虽然互联网劳资矛盾早就是一个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显然近两年劳资矛盾在舆论场中出现的密集程度，以及引起的影响范围更大，这与中国经济下行，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受冲击导致行业大环境变化直接相关。
其次，这种劳资纠纷现象与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另一种十分普遍的“农民工讨薪”现象十分类似。“农民工讨薪”是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种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过程中产生的劳资纠纷。当时的劳资纠纷主要表现为拖欠、少发或者业务方跑路私吞农民工工资等，这与现在追究雇佣关系、离职赔偿、工作时长等的纠纷内容可能存在差异，但本质相同。“农民工讨薪”这种社会问题背后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因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进城务工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一种社会活动现象，但这种劳资关系在法律法规的制订与遵守等环节都还有遗漏。今天暴露的互联网行业劳资矛盾同样如此，也是中国互联网加速发展之后产生的社会问题。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先后在国际崭露头角，并形成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与此同时互联网市场扩容，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根据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17 年，中国互联网公司数量达到 49.8 万，同比增长 14%，互联网从业人员数量达到1600多万。用一个也许并不十分恰当的类比，今天的互联网从业现象就好比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民工进城务工，如今的互联网劳资矛盾也正如当年一样，爆发式的行业扩增背后缺乏一种更为恰当的劳资关系平衡与保障。因此，在这数千万的劳资关系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劳资矛盾出现。当然，从民工讨薪到互联网从业者维权，这种劳资矛盾群体转移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
第三，近两年，舆论场上之所以总是出现互联网行业劳资纠纷事件的另一个原因是维权者对维权工具的运用。正如此次李洪元与华为的离职赔偿纠纷风波，其一开始就是在中国自媒体平台上被曝光引起极大关注，而后被主流新闻网站进一步讨论发酵才形成的舆论事件。
再如此前的“996”工作制讨论，其原本也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程序员在一个开源网站上发起的对互联网行业加班工作制的抗议，随着网民的关注与呼应，互联网大佬的发声，中国官媒的跟进，演变成一个社会话题讨论。最典型者是此前的网易暴力裁员事件，当事人此前就已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遭到网易暴力裁员的文章，但并未引起过多关注，不过随着知乎、微博等中国社交平台上的网友互相转发，最关键是得到一些粉丝量较多的大V号的转发关注，话题在多个平台互相延伸讨论，据悉，该话题仅在微博的传播深度就达到20层。
八年前的中国河北，农民工刘德军为讨回被拖欠的工资，与老板王海在工资数额问题上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刘德军在王海面前喝下剧毒农药，后抢救无效去世；2010年9月，中国中秋节前夕，湖北武汉的20余名农民工因与施工方在工资发放金额问题上发生争吵，而后遭到暴打送医。
相比中国农民工讨薪的方式，今天互联网从业者维权或许仍然面临不少困境，也因此被视为“弱势”一方获得舆论的天然支持，不过，他们擅于使用互联网工具，懂得舆论环境，已经有了相对更优势的工具进行维权，而不必像农民工那样通过自残等极端方式。也正是如此，互联网在这种新型的劳资矛盾中起到了放大镜的作用。
如果放到更大范围去看互联网行业的劳资矛盾，那就是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更加凸显。在2019年5月中国舆论场上刮起“996”（每天工作从早9点到晚9点，一周工作6天）的话题风暴时，中国互联网大佬马云的“996福报论”，刘强东“混日子的人不是我兄弟”的言论当时遭到网民的谴责，舆论认为这是资本家对新工人阶级的剥削思维。当然，首先要讲明的是，“996”并不是中国现有《劳动法》的规定，这是当下中国互联网行业在各种要素下形成的一种不成文但十分普遍的工作制度。
不过，坦诚讲，抛开阶级站位，马云、刘强东敢于在舆论风口发表那样的言论想来也并不是为了显示既得利益者的优越感，而是在他们创业的时代，正是中国互联网的起步阶段，他们之所以劝吿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过于在意工作时长这些劳资条件，是因为在他们的那个时代，还处在“做蛋糕”的阶段。就如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社会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但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世界瞩目，中国人也更强调个人获得感的满足，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合理，社会规则的制定是否公正，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使然，也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一代进入社会后将这种诉求带入实践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