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庶民的六四对港台和中共的启示（下）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过去三十年来，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定性和反思基本上在沿着两个维度进行。中共定性的是反革命暴乱、动乱、政治风波，而港台与西方则认为它是一场旨在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否定中共政制的运动。这两种定性针锋相对，构成一个死结，既造成了当年的悲剧，又在扭曲着六四的本质。
本文试图还原六四的全貌，发掘其内在的本质，以求超越各方争论，反思六四。（此为下篇）

政治运动的庶民本质

回顾百年前的五四，本质就是一场救亡运动。一方面是国家救亡，将中国从西方列强和封建主义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庶民救亡，将中国从列强、军阀、地主和无能政府的压榨中解放出来，说到底就是为了生存，是需要“马先生”（money）。但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下，相较于西方在民主和科技浪潮推动下获得空前发展，中国因为封建专制陷入生存危机，这被知识分子诠释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继而定义了这场运动的性质。其实在内忧外患、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北洋军阀时期，国家和庶民的生存问题更是根本。

几年前香港的占中以及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其实都不奇怪，都是当时全球反建制运动的一部分，是已发展经济体的民众对自由资本主义长期主导下社会公平问题和贫富差距的集体抗争，是生产要素在全球化背景下自由流动造成产业转移的必然后果，和英国脱欧、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乃至代表了极端保守主义、打着维护白人利益和传统产业工人及农民利益的特朗普如出一辙。

在香港，占中背后的根本原因是香港的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是市民对港府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焦虑；在台湾，太阳花背后根本原因是民众对经济长期停滞的不满，是对马英九治下国民党买办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陆惠台政策未能在台湾形成内部分配机制的不满。如果说香港的占中运动还包含了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那么台湾已是完全民主化，以及完全实践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这就更彰显太阳花运动的本质。

然而，占中和太阳花在内地和台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下，在一些政党与政治人物自以为好意的操弄鼓动下，被扭曲为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抗议和荒唐的分离主义运动。事实上，拨开这两场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表层，深刻认识台港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矛盾，就能认识到这两场运动的庶民本质，说到底，也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经济民生，而不尽然是政治上的自由。

六四对港台和自由主义的启示

与港台这两场运动不同的是，中共在六四之后认识到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尽管稳定绝不是将专制变为可以接受的理据，但看看国共内战、文革，就不难发现稳定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保守主义短暂的反扑之后，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为标志，决定继续改革开放，历经三十年时间，把中国从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到2008年把中国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更是成为一个全球强国，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对以往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构成挑战，使得当年得出过历史终结论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不得不因中国的崛起而修正自己的结论。

但是在香港，占中几年后，除了有几个当年的组织者因为妨害公共秩序等罪名入狱，以及香港在加速融入内地主导的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为平台的区域全球化进程外，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依旧存在，贫富分化也没有得到缓解，市民仍然对政府不满，当年本来可以“袋住先”的普选机制也白白失去。

在台湾，虽然换了执政党，经济依旧停滞，劳工的权益依旧没有得到保证，年轻人依旧看不到出路，左翼和搞社运出身的民进党在蔡英文上任之初被台湾人寄予厚望，但几年下来，却成了女版马英九，甚至比马英九更糟糕地搞垮了两岸关系，使得台湾的安全以及台海的和平稳定都面临极大压力。另一方面，台湾除了精英以外，连参加过太阳花的部份青年学生，都纷纷跑到大陆谋生。

三十年前发生的六四，与占中和太阳花相似的是，里面当然也有学生激烈的抗争，一些行为还属于违法；也有政治路线和政治权力的斗争，是中共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博弈，存在着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邓小平等元老有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和保持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动机，赵紫阳等在当时的政治幼稚，确实激化了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也给了学生以错误的预期，从而为后来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这些都是中共应该反思的问题。

这场运动给中共的另外一个反思，是必须严厉反对腐败，谨防资本和权力结合劫持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在资本主导下形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政党性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也是这场运动在当年被中共粗糙定性，没有认识到其反贪污、反官倒、诉求社会公平的庶民追求本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的是，从2012年开始，通过严厉反腐和大规模扶贫，这种危险的倾向已经得到有效遏制，或许一场潜在的革命或街头抗议运动，已经被化于无形。

我们今天反思六四，就是希望那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希望演绎了那场悲剧的双方都能自我反省。二十世纪最大挑战是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性质的异化认识，或者说是威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异化理论，它们或许在一定时间里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它们所创造的社会关系扭曲，伤害了普及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其中，专制主义的问题容易理解，基本上世人皆知，自由主义的问题却时时未能得到有效检视。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被物质的相对现代性所误导，根本没有对现代性有过深刻的批判认识，自以为自己就是宇宙或历史的中心和巅峰，这种理想主义、一厢情愿和自我中心主义，根源还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忽视，对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意义缺乏掌握。将六四运动简单归为自由主义抗议，忽视其庶民本质，就是这种错误的现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