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庶民的六四对港台和中共的启示（上）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过去三十年来，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定性和反思基本上在沿着两个维度进行。中共定性的是反革命暴乱、动乱、政治风波，而港台与西方则认为它是一场旨在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否定中共政制的运动。这两种定性针锋相对，构成一个死结，既造成了当年的悲剧，又在扭曲着六四的本质。
本文试图还原六四的全貌，发掘其内在的本质，以求超越各方争论，反思六四。（此为上篇）

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

过去30年，中共对六四的定性从反革命暴乱到动乱，再到政治风波。在处理方式上，尽管经历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在某些个案上也进行了修复调整，但对整个事件仍采取消极回避态度，每年都会照例采取一些收紧措施。

至于港台和西方政治社会，则认为六四是一场旨在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否定中共政制的运动，既为这场运动未能达成他们定义的目标耿耿于怀，又对中共采取暴力手段镇压了这场运动无法接受。事件虽然已经过去30年时间，这些人还在坚守对六四的认识，依旧揪着六四不放，每年到这个时候就要把它“请”出来怀旧一番，将之作为讨伐中共失道和推销自身价值观的工具。

这两种定性和反思其实赋予了这场运动以同样的性质，当后者以“革命”的姿态、将否定中共政治体制作为这场运动的诉求来定义六四时，对中共这样性质的执政党来说，也无怪乎它会以同样的定性来定义这场运动，并以“反革命”的暴力手段镇压了这场运动，而且到今天都不愿重评。

这是一个死结，一种共犯结构，当年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对峙结构下发生，三十年来双方也依然深陷其中，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抽取那场运动的某些片段，一直在扭曲着那场运动的本质，就好像百年前的五四，各方都从自己的价值观或立场入手定性，给历史符号根据各自的需要或认知涂上了不同颜色，到今天都还在争论不休。

六四的全貌和本质

毋庸置疑是，六四运动中当然有这种“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成份，有两种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从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和一些游行队伍当时打出的旗帜标语就能看出，当时那场运动的主要发动和组织者，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也都从不讳言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价值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绝非这场抗议的全部，更不是它的主轴。

六四运动主要有三部分构成，首先是以反贪污、反官倒为主要诉求的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学生运动，这是这场运动的起点和主流；因为没有有效管理这个运动的发酵过程，它将已经在中共党内一直争论的路线议题放大，逐步变成自由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路线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路线之间的政治冲突；最后是由于缺乏社会治理手段和认识，一些打砸抢事件发生了，让和平的学生运动添加了一种“动乱”色彩，继而被一部分当权的保守派利用，继续激化和平的社会运动将其演变为激烈的政治运动。

如何理解六四事件的这三种构成，已经成为正确认识历史与今天、反思其历史意义的关键所在。三十年来，中共对六四的定性不断淡化，据此可以猜想，它已经正确认识到事件的性质，但基于现实政治需要，改变之前的定性需要更适当的环境。而香港或者内地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六四的坚持，显然既是意识形态，亦是政治需要，其中意识形态可能是主要的。

从这样的认识去看六四，才能发现那种运动的全貌和本质。它是一场民主运动，但对民主的诉求不止是政治上的要求，还有经济民主的内涵，主要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与强调个人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不同，经济民主更强调经济平等，指人们在经济上拥有更平等的地位，包括对垄断资本的抑制和社会福利的合理供给等。同时，经济民主也与政治民主不同，后者强调政治投票权，前者强调经济平等权。经济民主一般是对普通平民、对劳工等庶民经济权利的维护，但在自由主义思潮下，很多人只看到政治民主，忽略了更重要的经济民主底层。

改革开放初期实行过价格双轨制，同一种商品有一种计划经济指标内的固定价格，另有一种依照市场供需机制自由调节的价格，但导致当时一些官员或其亲属，利用权力获得计划经济指标内的低价重要物资倒卖到市场上赚取价差，即“官倒”。1988年赵紫阳为解决价格双轨制带来的问题，尝试进行价格闯关，短期内提高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却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经济民生诉求　民主自由之名

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民主抗议运动其实也有着同样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民生上长期欠账，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和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相对宽松的社会管治环境形成强烈反差，再加上执政的共产党特权横行，腐败严重，使得人民对国家政治和未来生活的想像破灭而爆发不满、抗议。苏联和东欧倒台，并不是自由主义者高歌的“历史终结”，它不过是在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自身腐败和无能罢了。错误的认识引申的错误改革路线其实让苏联和东欧国家到今天依然无法彻底改变政治经济的困局。

在中国爆发的运动中，人们为甚么纪念胡耀邦？除了一些被附加的政治意识形态想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们希望他在生前所推动的改革开放不要停滞，希望中国能在走出毛时代的绝对贫困后还能继续发展，人民生活能继续改善。坦率地说，庶民层面的经济民生问题，才是六四爆发的最主要根源。

只可惜，一些知识分子往往容易忽略甚至不屑于经济民生之于现实政治的基础作用，总是把一些根源是生活贫穷等经济民生问题的政治运动冠以民主自由之名。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讨论中颇为常见，还不断阻碍发展中国家改变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