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带一路迎转捩点　中国拟治理方案破“债务陷阱”指控

在第2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国直接回应“债务陷阱”的指控，财金官员表明会致力于“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防范债务风险。实则这类争议已有数年之久，其中既反映西方阵营的双重标准，同时亦显示“一带一路”进展至今，中国有必要从基建投资更上一层楼，在全球治理领域多下功夫。

“旧帝国主义”留下烂摊子

过去几年，西方各国以“债务陷阱”为标签，动辄就贬称“一带一路”规划为“新帝国主义”，以经济利剑要胁沿线发展中国家。如果将上纲上线的情绪化说话全数奉还，一样可以质疑欧美日“旧帝国主义”，过去将本国繁荣建基于剥削殖民或人民和资源，去殖民地化后也谈不上偿还“历史的债”，促进新生各国的经济产业发展。

数字会说话，殖民地独立运动已过逾半个世纪，亚洲开发银行（ADB）于2017年“弥合亚洲基础设施融资缺口（Closing the Financing Gap in Asian Infrastructure）”报告仍显示，仅亚洲地区的每年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缺口就高达4590亿美元。欧美日指责中国资本“大举进驻”发展中地区，可是自身却拿不出完整的替代方案，枉论说大手笔在地投资。

西方以最狭义“财务帐”下定论

论坛前外交部长王毅便在吹风会直言，西方冠以“债务陷阱”标签，实属不公：“自己做不到，也不让别人做，自己做不好，也不希望别人做得好”。语气是刚猛了一些，但的确最能够表达北京对西方批评的态度，简单说就是损人不利己，而所散发的“负能量”不只是出于一己之私，更是建基于有意无意间所挑选的狭隘视角。

中国“一带一路”规划以大规模基建为主，覆盖高铁、水电、核能、港口等重资本项目。从单纯的财务角度看，基础设施的缺点很多，包括投资额高、建设周期长、短期收益差等，换言之是“吃力不讨好”，这也部份解释了为何发达国家都不愿意投资。到了中国填补空缺，西方阵营即立刻算“财务帐”论成本效益，事前就断言必不成功，在各项目启动后就贬之为“债务陷阱”。

基建不同于一般企业投资，关键不全在于基建自身的回报率，投资方需要将基建所带来的“外溢效应”算进收益亏损帐，在私人企业就是附带的物业和土地升值，在政府而言就是周边居民的就业致富机会。一旦基建群成功触发良性循环，对公私双方都有可观的“额外”回报，足以弥补以至大大超过当初看似是天文数字的基建投资金额。

虽然欧美日已发展多年，对这一套“总体帐”算法了然于胸，但不知为何偏偏要按最狭义的“财务帐”下判断，对中国及发展中地区刻意看低一线。

大马重启项目彰协商精神

其实“一带一路”作为以万亿美元计的超巨型项目，推行中遇上难题绝不为奇，例如“外溢效应”也可以是恶性的，收地拆迁有可能会引发当地居民抗议，最坏情况就是导致项目停工。中国在缅甸密松水电站遇上如此局面，但北京一则尊重缅方政府决定，不会自恃船坚炮利就去“敲叩国门”，二则保持沟通联系，寻求重启项目的解决之道。

回到“债务陷阱”指控，自去年5月政党轮替后，马来西亚以债台高筑为由，一度考虑取消东海岸铁路项目，涉及数以百亿美元计投资。买卖生意有变卦是常事，最紧要是找到双方都接受的办法，而中方从各层面对马国展开磋商，至今年4月终于签订补充协议，缩减项目规模和相应的成本开支。由此可见，中方未以巨债或违约金要胁马国，反而是以沟通协商达致共识。

中国作为全球领导的试金石

只要秉持对等磋商的精神，“债务陷阱”一说长久来说自然不攻自破。可是撇除了国际政治的风言风语，“一带一路”经过五六年推进，确实走到转捩点上，单是项目融资一项，中证监前主席肖钢便推出新书，指出一方面仅依靠“中国方案”行不通，因为审批标准较低而无法吸引发达国家投资，另一方面却不可能完全利用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因为要求过高而未指切合发展中地区的实际条件。

肖钢说标准制定问题不容再拖下去，代表“一带一路”已不能止于基建投资的商业领域，应该也必然要步入国际治理的领域，与沿线各国商讨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在论坛上发表演说，提到了“绿色（green）、开放（open）和廉洁（clean）三个理念的重要性，而确保“一带一路”符合环保和反腐标准，正正是中国作为全球领导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