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条立法｜摆在北京和港府面前的挑战

2024年1月30日，特首李家超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李家超说希望尽快完成立法，让香港可以全神贯注拼经济、拼发展。

自2019年修例风波酿成香港六七暴动以来最严峻危机后，北京强势出手，通过制定港区国安法、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稳定香港社会秩序，重塑香港政治格局。自那时到现在，填补香港国安漏洞、强化“爱国者治港”一直是治港工作的突出面向。

本次港府重启被反复拉锯、拖延多年的23条立法工作，既是落实香港应尽的宪制责任，又应该是为香港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补上最后一块拼图。当李家超说“让长期困扰的问题上写上完满句号，之后就拼经济、拼发展”，估计是希望今后香港能轻装上阵，不再为国安漏洞问题而困扰。这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逻辑。“由乱到治”需要的是遏制乱的动能，划定红线，但“由治及兴”需要的是激发兴的动能，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人，激发社会活力。

当年港英政府应对六七暴动便是类似逻辑。本来，港英政府一直面临严重的管治危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1967年的六七暴动是香港社会不满于港英政府的左派力量在内地文革思潮影响下的大爆发，造成严重的骚乱。港英政府趁势以恢复秩序为名，紧急修订《公安条例》，镇压左派人士，大幅强化社会管制。后来随着香港局势重归稳定，港英政府逐渐放宽管控，推出一系列赢取人心的措施。

2019年修例风波是香港回归后各种不满于港府的力量的总爆发，与当年六七暴动时不满于港英政府的力量的总爆发有相似之处，都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但区别是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动后的应对措施，重塑了香港的人心结构，让香港社会氛围从反抗港英渐渐转向认同港英，为1997年后香港人心回归增添许多难度。现如今，以2019年修例风波为转折点，北京和港府出手重构香港政治秩序和氛围，尝试扭转昔日被港英政府影响的香港人心结构。以此逻辑观之，23条立法只能是填补香港国安漏洞，接下来的人心回归工程才是摆在北京和港府面前的最大挑战。

当前香港面临的形势不同于六七暴动后的港英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香港人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意识已经大不同于港英时期。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中西方的沟通桥梁角色，让香港在中国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香港长期都是内地社会引进海外“资金”、“技术”的最重要中转站，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扮演着不容忽视的缓冲区角色。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国可以同时把内地和香港的两种不同制度的优点充分结合与运用。

这意味着北京和港府在应对2019年修例风波暴露出的严峻危机时要充分考虑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性。一方面要以合适方式早点结束因国安问题而造成的纷争、撕裂，不要再让国安问题泛政治化，让香港能早日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港府在推动23条立法时要兼顾香港面临的国安问题现实和港人、西方社会的合理关切，在“一国两制”的弹性范围内充分考虑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

港府要学会释疑解惑，积极建立社会共识，借鉴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的智慧，可以考虑通过几件具有风向意义的个案来展现23条立法与保护港人自由、人权并行不悖的态度。因为只有在弹性范围之内努力让港人意识到23条立法是为了“一国两制”的长久可持续，是能为港人珍视的自由、人权创造相对有益的环境，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时才能有效凝聚人心，激发更多港人的创造力。

另一方面香港在填补国安漏洞后要考虑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展现治理的柔性，借鉴当年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推动赢取人心政策的经验，下大力气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让年轻人和中下阶层看到未来的希望。若香港管治能慢慢赢得更多人心，可考虑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香港管治的民主成分，逐渐建立可持续的高质量民主体系。这样的话，“一国两制”的香港便能达到理想状态，香港社会对国家的认同不断增加，国家回馈香港更多的政治空间。这正是香港重启23条立法时不能不考虑并在今后势必越来越紧迫的长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