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条立法｜若当年懂得妥协　香港将有不同命运

1月12日，港府向立法会提交的2024年度立法议程包括《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内容是落实《基本法》第23条。这意味着《基本法》第23条在兜兜转转多年，经历反复拉锯之后终于再度启动立法工作。在2019年修例风波的影响下，香港政治秩序和氛围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如无意外，23条立法大概率能顺利完成。

23条立法本是《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宪制责任，是香港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的世界秩序下维护“一国”安全的正常要求。只不过，因为香港、内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不同遭遇及其形成的不同政治体系、不同文化观念，许多港人对23条立法心存疑虑。这样的疑虑在香港严重撕裂的政治结构下被不断放大。2002年为了落实23条立法，时任特首董建华开始进行咨询，启动立法程序，不料引起许多港人对于自由和人权的担心。2003年7月1日，香港几十万民众参与大游行，反对23条立法，产生巨大政治压力。港府无奈之下只能终止立法程序。

自此之后，本是香港宪制责任的23条立法便一直被搁置下去，成为妨碍香港和北京互信的绊脚石。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叠加影响下，安全问题是北京处理内政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尽管不同时期的重视程度有别，但若想北京展现更多的弹性空间，一个基本政治前提便是积极回应北京的安全关切；反之，如果以对抗逻辑向北京要价，则很有可能在实力不对称的政治现实下事与愿违。

香港是中国下辖的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是北京提出的政策，《基本法》是北京为香港量身打造的法律。香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性选择本应是与北京积极沟通，在兼顾港人合理诉求的同时积极回应北京的安全关切，以换取北京更大的弹性空间。这便是孟子说的“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然而，本就筹码十分有限的香港民主派过于活在自己的理念之中，忘记他们是现实中的政治人物，非但不去积极回应作为北京安全关切具体表现的23条立法，反而把北京的安全关切泛政治化，造成他们与北京的互信迟迟难以有效建立。这样下去，香港民主派所追求的民主目标与民主化节奏，势必会因为北京的安全关切而受影响。

遗憾的是，香港民主派并不懂得“以小事大以智”的道理，过高估计自己的能量，急于达成念兹在兹的民主目标，甚至会把现实政治中常见的妥协精神给意识形态化。他们在遭遇现实阻力后日趋激进，不惜以对抗姿态来施压北京。占中事件便是例证。自此之后，香港民主派渐渐被激进本土力量或港独力量裹挟。2019年修例风波是香港多年遗留与累积的矛盾的总爆发，让香港面临六七暴动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恰如当年六七暴动时左派过于激进后所遭到的反噬，当香港民主派及其背后的民众被激进力量裹挟，酿成严重的骚乱后，自然容易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2019年修例风波前，北京尽管存在国安疑虑，但总体而言，考虑到“两制”之别，对香港展现出远超内地社会的弹性。香港立法会和特首选举的民意代表性在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政改方案被否决之前一直持续扩大。然而，因为2019年修例风波的发生，北京重拳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昔日不肯妥协的香港民主派、激进本土力量迅速在政坛烟消云散。经此变化之后，香港的激进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头得以有效遏制，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重归稳定，港府的施政效率随之提升，但香港政治的民意代表性和民主监督遭到明显削弱，相当比例的港人变得心灰意冷、迷茫，进而妨碍港府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人来振兴香港。

对于北京来说，由乱到治已经完成，但由治及兴尚待更多努力。北京有必要借鉴当年六七暴动之后港英政府稳定秩序和赢取人心的经验，抓住修例风波带来的政治空间，在填补国安漏洞，稳定秩序后，尽早下大力气去推动更多的港人人心回归。

香港局势演变到今天，是反复拉锯、碰撞、摩擦的结果。如果当初港府和建制派能以港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推进23条立法，如果香港民主派懂得妥协与循序渐进的智慧，能与北京良性沟通，想必《基本法》规定的特首产生办法“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能早日实现。那样的话，北京的安全关切得以回应，香港社会的民主目标顺利完成，陆港之间的互信增加，香港社会越来越能认同国家，国家回馈香港更大的政治空间。已经过去的事情不能重演，但在今年港府推动23条立法，香港的安全漏洞被有效填补的背景下，重新反思过去多年香港与北京的互动，对香港未来发展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