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一家亲”之外　中国向国际讲述了什么“台湾故事”？

“两岸一家亲”是北京对台工作主轴论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了“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然而，这套围绕在亲情与血缘的论述，虽有助两岸民间交流的连结，但在和平统一的号召进程中，尤其是对于国际社会的气氛营造，中国能否给出一套超越“两岸一家亲”层次的“台湾故事”？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又名中国环球电视网）著名主持人刘欣，于12月15日推出一部“年度巨献”纪录片《我从台湾来》。据云该团队历时17个月、横跨3,000公里，分别从北京、厦门、黄陵采访了台湾人的故事。其所选择的视角，一则聚焦在除了爱国主义之外，台湾人如何从历史启发和社会正义的动机，选择了在台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新中国”；二则从考古文化与史料记载，强调了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国际法理依据。

赞成统一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

这部时长约30分钟的纪录片，主持人刘欣从北京清华大学一位传奇性的台湾籍教授吴国祯揭开序幕。1947年出生于台湾花莲的吴国祯，1970年代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遇上了海外中国留学生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这个运动影响了一整代在美国求学的台湾学生，他们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在捍卫领土主权与面对美日强权的软弱无力，同时见到了与国民党政府论述截然不同的“新中国”面貌，由此激荡出了由个人到集体的思想觉醒，从而使得“保钓运动”进一步深化为“统一运动”。

吴国祯正是亲历从“钓运”到“统运”的留学生一员，特别的是，他在那个两岸隔绝对立的年代，毅然决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渥前途，选择回到中国大陆定居，并加入科研队伍之中。

“胆子也够大的，因为来大陆就等于跟台湾说bye bye，还敢回台湾吗？（回去）就给毙了。”吴国祯经过了痛苦的思想转折，从而做出人生艰难的选择与决定，他告诉刘欣背后的心路历程：“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很好，所以我才爱它；这个国家很差，我们就不爱它。不是因为简单的爱国主义，所以赞成统一，而是追求社会的正义。”

《我从台湾来》这部纪录片，以吴国祯的故事作为主线，挑战了两岸主流的台湾想像，台湾人不只是为了亲情、情怀，更不是民进党所抹黑的为了“人民币”而“舔共”，还有许许多多像吴国祯一样，抱着满腔热血理想，不惜牺牲一切，进而冲破政治藩篱与封锁线的台湾人在大陆。

为何台湾人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纪录片的另一条支线，乃是台湾的国际法理地位。出场人士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资深教授陈孔立，福建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潘维廉（William Brown），以及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新石器时代分别来自福建武平与台北圆山的“有段石锛”、绘制于18世纪的军事用图《清初手绘台湾地图》。他们分别从学术、历史与考古的视角，为官方所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了有力的注脚。

再有一条支线，则是台湾经历长年“去中国化”教育之后，硕果仅存的淡薄历史记忆。片中记述了远赴陕西参与“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的台湾人，九次参与大典的新党前主席郁慕明说：“台湾有些论调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硬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但我是一个最明确的见证人，我1948年（从上海）到台湾，台湾假如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怎么来？”

“为什么台湾人‘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纪录片提出了这个疑问，刘欣团队摸索到的答案之一，是李登辉以降的“去中国化”教育。来自台湾的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邱士杰，他告诉刘欣“去中”教育今天在台湾实际造成的影响：“要理性地讲大陆的好话是不容易的，而且会被觉得你是一个投机的人；但要不理性地讲大陆的坏话，那却是非常容易的。”

1990年出生的台湾青年、“新中华儿女学会”研究员陈斯俊也分享了他的“见证”：“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进行‘去中国化’，慢慢以台湾史来取代中国史，包括对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都有妖魔化的进程。”

颠覆国际社会幻想的台湾错觉

在中国国际电视台播放的《我从台湾来》，目标对话群体非常清楚，是英语系的国际观众，体现了中国有意向国际阐述一种跳出窠臼的台湾叙事。纪录片首映过后，剧中主线人物吴国祯告诉《香港01》驻台首席记者：“涉台宣传能有这类的很少很少，我原先以为他们会以内容‘敏感’，就不播了。原来版本多是两岸一家、亲情多。邱士杰和我都提出不同看法，两岸问题的本质是政治的，向外国人宣传更要多讲法律，亲情其实和统独无关。”

据了解，《我从台湾来》原订在8月播映，后来延至12月，是否有配合台湾大选话题的考量，外界并不得而知。不过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意义，在于走出了传统的“两岸一家亲”叙事框架，回到历史的纵深，颠覆国际社会由于两岸长期分裂而产生的“两岸两国”或“自古无关”的幻想和错觉，也看到了在台湾被政治迷雾长期遮掩的历史声音，或许是中国向国际传播“台湾故事”的一次难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