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意见摆在桌面上” 重温邓小平45年前改变国运的讲话

撰文: 应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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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既对2023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总结,又为明年中国经济工作“定调”。本次会议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路线,主张:“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最近,不少人关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何时召开。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惯例,中共每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间通常在中共每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次年9月到12月召开,其中以10月和11月偏多,多数时候都会针对改革发展问题作出决定。人们关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其实是在关心深刻改变中国国运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关心近年来面临内外复杂形势叠加冲击的中国能否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出困境。

历史是一面镜子。45年前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拉开改革开放序幕。

站在45年后的今天来看,邓小平那一代人启动的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中国国运和人民生活,让中国成功防止苏联解体的命运,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改革开放遗留和新产生的问题依旧困扰当下中国,不少企业和民众被迷茫、焦虑情绪困扰,对未来缺乏信心,许多人期盼当下中国能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来凝聚人心。

45年前的中国内地正处于文革结束到启动改革开放的徘徊时期,社会百废待兴,人心迷茫。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原定议题是农业问题和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但会议讨论迅速超出原定范围,转变为一场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会议,为紧随其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基础。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影响着后来中国发展方向的转变,被许多人视为改革开放宣言书。

2012年04月14日,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南大胡福明参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1978年5月11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引起真理标准大讨论。(VCG)

邓小平在讲话开头说:“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的讲话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直接批评文革时期“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的现象。邓小平认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比如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

邓小平说道:“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表示:“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1978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VCG)

邓小平讲话第二部分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认为:“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邓小平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在讲话中提出不能用压服的办法来对待思想问题,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并主张经济民主,扩大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更多自主权。

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批评当时一种背离法律精神的现象:“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邓小平讲话第三部分是“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他主张“有错必纠”,但目的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在当时复杂形势下,这是非常审慎的工作方法。一个国家若想纠正错误,以史为鉴,当然应该尽可能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但不能永远活在过去,不能困于历史阴影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主张向前看的中国和因历史问题严重撕裂的苏联,埋下了不同的命运轨迹。

1992年邓小平南巡。(《紫荆》杂志)

邓小平讲话第四部分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克服官僚主义”,批评当时经济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主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他说:“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当年中国曾长时间困于封闭状态和极左主义,邓小平朴实而又观点鲜明、尖锐的讲话影响了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决定启动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后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现代中国伟大的转折,让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极左走向常识理性,从贫穷、匮乏走向物质大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和任务,当年邓小平那一代人在文革之后的严峻环境下拨乱反正,启动改革开放,完成他们的任务。

今天中国仍处于改革开放延长线上,既在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又面临新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增速下滑、贫富分化加重和三年新冠疫情、中美博弈的叠加冲击,已让许多人被负面情绪缠绕。今天中国在面临新的问题时,同样需要像当年邓小平那一代人那样因应形势突破旧体制、观念和利益结构的束缚,进一步将改革开放事业往纵深处推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又是当下中国走出困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