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五大特点　为区域建构注入前所未见新元素︱专家有话说

【编按】历经金融风暴以来的一连串危机，特朗普（Donald Trump，台译川普）刮起的排外风潮，加上中美博弈丶新冠疫情和战争四起，全球化即使持续存在，也失去了原有的动力，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的区域化和集团化。今（2023）年届满十周年的“一带一路”倡议，则为中国参与区域建构的重要机制。本文摘录自《分裂的世界？21世纪全球区域化崛起》书中《中国大陆崛起与区域主义》一文，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徐斯勤，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上任后有所作为的新外交路线实践。透过一波又一波的区域建构，中国大陆获得了可观的经贸利益，大幅提升了国际地位，树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区域主义，却也引发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欧盟的反制，使得亚洲整合成为各方强权角逐的国际舞台。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时，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习近平当时的宣示中，此二者都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途径，来推进中国大陆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战略。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两者合称为“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列入国家战略的层级。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小组长。2015年3月，国务院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公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成为第一份正式公布BRI内容的官方说明文件。就官方文件与中国大陆投注于各种BRI项目的资源来看，BRI在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透过公路、铁路互相衔接的基础建设，继之以其他各种投资项目，连结起所谓“六大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大陆–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大陆–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特别是以沿线的城市以及重要的产业群聚作为节点，而以欧洲为连结的终点。其主要路线，一条是由中国大陆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另一条是由中国大陆新疆经巴基斯坦到印度洋、中亚与西亚，再到达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各国。海上的丝绸之路，则是以沿线的以下重要港口为节点：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乃洛比、雅典、威尼斯，连结成为海上的运输通道，并配合相关的其他投资项目，以非洲为连结的最终点。

而这些基础建设与其他投资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则是“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SRF）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前者于2014年在北京注册成立，完全由中国大陆政府出资，规模为400亿美元，向BRI沿线国家的基建、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2017年，习近平宣布将再向SRF增资1,000亿人民币。后者于2015年6月，在57个意向创始会员国于北京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后成立，并于2016年1月开业。到2021年12月为止，AIIB已有105个成员国。而AIIB的资金来源，中国大陆出资297亿美元，是AIIB的第一大股东，持有30.34%的股权。接下来是印度（8.52%）、俄罗斯（6.66%）、德国（4.57%）、韩国（3.81%）、澳大利亚、法国、印尼、巴西及英国。前三大股东，在AIIB董事会中享有永久代表席次，而中国大陆在AIIB享有的投票权重，是26.06%。

一般论及中国大陆发动BRI的动机或理由，大致上包括：输出中国大陆境内过剩的工业产能（例如：钢铁、水泥等）、同时借此移出高污染产业以利国内产业升级与转型、将国内已无高投资回报率机会的过剩资本转往国外寻求更佳的投资报酬、透过在国外的BRI投资项目以人民币结算将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借由BRI加强中国大陆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互通与整合、改善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发展上的平衡程度、在原有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强化对于中亚与西亚国家的关系与主导权、获取沿线国家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与矿产以供国内所需、缓解海上与陆上能源运输路线安全的潜在威胁（例如所谓“麻六甲困境”）、借由向中国大陆的西方拓展关系与影响力来降低与同时期美国“重返亚洲”政策造成的东面战略压力产生正面冲突等、借由资讯的连结交通来投射本身的软实力等。

由以上说明可以看出，BRI与前两种中国大陆参与的区域经济整合机制，有几点不同之处：

1. BRI在地理范围上，延伸到东亚区域甚至整个亚洲之外，而扩及欧洲和非洲，进行整体的连结（connectivity）。传统的区域主义，多半是将空间上彼此相邻，且本来已经在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相互连结——亦即本来已经具有自成一个区域的基础——因而明显与空间距离较远、既有连结程度较低的其他国家有所区隔的国家网络，进行进一步整合。如此，一方面强化了内部的连结关系，一方面往往与连结网络外的国家，区隔更明显。然而，BRI大幅度的空间延伸与扩张，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区域主义的上述性质，成为一种新型的区域建构型态，而为所谓“区域”的概念，注入了前所未见的新元素。

2. BRI并不属于区域制度（regional institutions）的建构，并不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是以建立缔约国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为目的之一。BRI对于货物、资金、资讯、人员流通的助益，主要透过陆上与海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使流通更为便捷。换言之，BRI的属性并非促进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的国际制度，而是提高贸易便捷化（trade facilitation）的基础设施与衍生性连结。所谓贸易便捷化，从BRI所直接从事的硬体建设角度来看，是指降低由于与货物运输有关的硬体基础设施不足所导致的贸易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硬体建设使得货运流通更便利后，通常会包括国家之间对于货物和资金进出口的管制、制度、政策方面，属于软体层面相应的便利化调整，所以贸易便捷化的概念也包括：收集、传递和处理国际贸易中货物流动所需的资讯，与简化和协调像是阻碍、延误货物通关的因素，尤其是因为贸易政策执行、监管和管理成本等所涉及的行为、惯例和手续； 简化跨境贸易有关的各种文件。

3. BRI是完全由中国大陆政府单方发起和主导，而为了促进贸易便捷化与资金流动所需要进行的投资项目，也由中国大陆作为最大的单一国家资金提供者。而且，即使是看来由多边行为者组成的AIIB中，其单边的决策影响力也是最大的。因此，论者或谓BRI是中国大陆所发起的现代版“马歇尔计划”，显然与此一特征有关。

4. 由于主导投资资源的中国大陆，是与BRI的参与国家，个别去洽商安排投资项目、金额与其他细节，所以每个参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安排都是特殊式的，彼此不同。也因此BRI不同于RCEP的多边主义，也不同于CAFTA的貌似多边实为双边，而是公开明确的立基于双边主义上，这也有助于中国大陆可以按照其不同的目的与需求来区分如何与不同参与国之间，采取推进BRI的不同方式。

5. 中国大陆单边的BRI投资资金，由2013年11月至2021年12月，共投注到115个参与国，共计8,380.4亿美元。如果按平均每年大约1,047.5亿美元计算，可供对照的数据是：2019年中国大陆所有的对外投资总额约为1,370亿美元，2020年约为1,330亿美元，同时期美国的所有对外投资总额分别约为940亿美元与930亿美元。由此可见，BRI项目在中国大陆所有对外投资当中占75%以上的高比例，而仅只是每年BRI项目的投资额，中国大陆就比美国全年所有种类的对外投资总额还要多。如此高的内部比例，以及相对于外部的如此庞大投入，使得BRI在多大程度上衍生出北京可能试图达成的政治、外交与战略目标，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

本文经联经出版公司授权转载，摘录自苏宏达、张景安主编《分裂的世界？21世纪全球区域化崛起》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