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看中国面临的形势变化|安邦智库

撰文: 外部来稿(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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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宾如云。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今年中国做东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也是观察当前中国影响力和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般来说,参会国家和重量级嘉宾的数量,大致反映了国际会议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据新华社报道,来自14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与会,参会嘉宾注册人数超过4000人。据公开报道,自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3年10月,已有152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据新华社10月17日发布的讯息,出席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各国领导人(总统、国家主席、首相、总理)有24个国家,分别是:(1)亚洲国家12个: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阿联酋(哈伊马角)、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蒙古国。(2)非洲国家6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刚果(布)、埃及、莫桑比克。(3)欧洲国家3个:俄罗斯、匈牙利、塞尔维亚。(4)南美洲国家2个:智利、阿根廷。(5)大洋洲国家1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也出席了论坛。

李家超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与今年相比,2019年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38个国家领导人出席。值得注意的是,上届派领导人出席的几个欧洲国家——意大利、希腊、瑞士、捷克、奥地利、葡萄牙等,以及东盟国家中的菲律宾、新加坡,今年都未派领导人出席高峰论坛。其中,2019年在孔特政府时期加入“一带一路”的唯一一个G7国家意大利,大概率会在备忘录到期后退出“一带一路”。

要指出的是,各国领导人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变化,折射出了四年多来的世界形势变化。从2019年至今,全世界经历了多种大动荡:新冠病毒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并成为国际关系的支配力量,逆全球化浪潮继续“碎裂”全球市场和供应链体系。此外,世界还爆发了两场战争——俄乌冲突引发的乌克兰战争,以及哈马斯发起的哈以战争。在此复杂形势下,经济全球化彻底让位于地缘政治博弈,国家间的正常经济合作往往被打上政治标签。在世界变局中,中国被美国成功地塑造为“有能力挑战并且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竞争者”。顺理成章,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成为西方国家针对的靶子。

从今年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讯息看,有领导人亲自出席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基本都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可以大致认为,在当前地缘政治主导下的动荡世界里,这是中国的影响力可以有效波及的国家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这也预示了“一带一路”未来要面临的压力、挑战和形势变化。

图为2023年10月17日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Vo Van Thuong)与一同来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合照。(Reuters)

结合当前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来看,安邦的研究人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在今后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改变的压力。

首先,以色列与哈马斯正在进行的战争将会严重影响“一带一路”。原因在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中的国际合作项目,有很多分布于中东地区和地中海周边(比如希腊的港口,中东国家的合作等)。更直接的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以色列重要的港口城市海法市拥有海法新港码头的运营权,该市不仅是地中海沿岸的铁路枢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节点港口。此外,中国企业还参与了特拉维夫的轻轨项目建设。在哈以战争引爆的一系列国际矛盾下,可以肯定,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将受到直接冲击。

其次,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规模可能会收缩。《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分析,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后,中国正试图通过大大降低其风险来重振这一庞大的基础设施计划。此次大会的目的是为该计划注入新的活力,同时防止当初导致这些问题的过度行为重演。文章称,过去的大型项目正在让位于规模更小、目标更明确的项目,包括绿色能源和医疗健康等领域。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年度投资额通常超过1000亿美元,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2023年前六个月,中国企业签署的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建设和投资协议总价值达400亿美元。市场估计,如果保持这一速度,今年达成协议的总价值将超过2022年的680亿美元,但会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雅万高铁:图为2022年8月8日,中国铁路在网上发布的雅万高铁影片截图。(X/Twitter@zlj517)

第三,中国在“一带一路”中将不得不面对“债务陷阱”指责。从中国的角度看,在“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中国对相关国家提供借贷、投资、技术、人力,协助相关国家大搞基建,这是在“做好事”。但是,由此产生的债务规模往往超出相关国家的偿还能力(如斯里兰卡和赞比亚等国遭遇债务危机)。这时候,指责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债务陷阱”的说法就应运而生。近几年,在世界银行、联合国、IMF等机构推动的发展行动中,“债务陷阱”常常成为批评中国的一件“武器”,一个重要议题。对此,一些中国人难免生出“吃亏不讨好”的想法。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控制相关项目的投融资规模和节奏。

第四,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需要平衡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从2013至2022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共建国家累计的直接投资超过了2400亿美元。在2023年1月至8月,中国的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达到了5856.1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40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5%。对外投资兑现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融入和承诺,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投资虽然有政治意义,但投资不等于“援建”,也不是无偿馈赠,最终还是市场行为,要获得必要的经济回报。平衡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在今后“一带一路”的项目中必须精打细算。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既是一次促进国家间交往的多边合作盛会,也是一次总结与调整今后“一带一路”策略和做法的契机。面对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也需要根据客观情况进行一定的调整,使得“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变得更加可持续。

本文经安邦智库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