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阿南友亮：五大事项促成第四次台海危机　中共临两大难题

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不仅牵动着中美关系，其最终如何解决也将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重大事变。一年前，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对访台，引发人们对第四次台海危机的联想与想象。一年后的今天，台海危机并未随着访台热潮的结束而降温，反倒在被改变的现状之下一路狂飙。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所扮演的冲锋者的角色颇为突出，不仅“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成了日本政客口中的高频词，而且日本的台湾执迷也促使北京开始将“琉球”问题摆上台面。

日前，日本中国研究所在日本东京东洋文库博物馆举办《中国年鉴2023》出版纪念研讨会，日本东北大学教授、知名国际问题专家阿南友亮出席并做了题为《第四次台海危机如何产生》的演讲。值得一提的是，阿南友亮的祖父是旧日本帝国时期的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父亲是曾担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的阿南惟茂，母亲则是美裔历史学者阿南史代。阿南惟茂于2001年至2006年担任驻华大使。由于父亲是外交官，阿南友亮也在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二年级期间随父母在中国学习生活。作为日本知名的政治学者，阿南友亮长期研究和关注中国历史，并著有《中国革命与军事》（2012）、《为什么中国继续扩大军事力量》（2017）等。

在围绕第四次台海危机所做的演讲中，阿南友亮开宗明义，“佩洛西访台仅仅引爆了美中两国围绕台海博弈所保留的最后的‘静默’，第四次台海危机其实始于更早之前。”阿南友亮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在进入习近平时代后，走的是不同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路线，同时，习时代的中国更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正统地位。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发展军力被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美中之间的对抗，具体表现为台海危机，这是所谓第四次台海危机的本质。”

紧接着，阿南友亮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解释了何以酿成第四次台海危机，以及为何中共要举行规模空前的围台军演。

首先是香港自2019年以来的变化，这样的变化看在台湾眼里，“直接后果是香港现状之于台湾的观感——蓝绿两大阵营乃至一般民众已无法再回到一国两制的预期中讨论统一的问题。”在香港修例运动爆发之际，台湾蓝绿阵营即不同程度地开始“吃豆腐”、“拣枪”，并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然则即便没有香港修例运动，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未能成为台湾朝野各党乃至一般民众愿意接受的选项。

其次，阿南友亮谈到香港修例运动的另一个“溢出效应”，那就是推动了2020年蔡英文在总统大选中的胜选。这样的结果，“让中国大陆在政策上对台湾倍加警惕，两岸的紧张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双方对于对方的不信任感反而都在增强，由此开始酝酿危机的形成。”

第三是外界不断观察到中国针对台湾及周边国家强化军事压力。“举例来说，根据资料统计，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机近年来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圈的架次大幅增加，2020年大约有380架次，到了2021年就增长到了约950架次。2022年6月举行的QUAD日美澳印四方首脑会谈期间，中俄轰炸机编队联合绕日本列岛飞行一周，而2021年和2022年，中俄海军联合舰队也环绕日本列岛航行一周，这让日本方面也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军事压力。”

第四，阿南友亮提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转向，也即从以往的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把台湾问题定义为所谓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对决，并已经在多个场合下公开表示，台湾是民主阵营的一员，美国理解并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重要成员，其发生不测事态时，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这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背信弃义又成为‘切齿之恨’。”

最后是近期欧盟议员对台交流的活跃化。“可以看到，在2020年之后，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的议会议员团就开始陆续访台，这是之前不曾出现过的现象。”欧洲和台湾交流的活跃化也使得北京加大了在台海的立场宣誓和军力存在。

阿南友亮认为，上述五点原因是促成第四次台海危机的短期直接诱因，但他同时强调，从本质来说，台湾问题的根本还是美中关系内涵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作为国共内战历史的研究专家，阿南友亮进一步回溯了台湾问题更大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来看，台湾问题是二战结束后发生的国共内战的延续，1970年代，美中之间关系开始回暖，随着美中建交，中国借由稳定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抓住地缘政治战略机遇期，着手解决台湾问题。1980年代，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华清提出近海防御战略，从战略上确定了中共完成长期未完成的内战，解放全部领土，结束中国的国家分裂状态。从这点来看，中国大陆和台湾，北京和华盛顿的之间紧张的种子从一开始就种下了。因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启动，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和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时期。因此，日中关系和美中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经济热络但军事紧张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一结构性矛盾在1995年、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中表现的淋漓尽致。针对这种情况，日美两国的战略是，在两国内部调整日美同盟关系，完善台湾有事时的各种准备。而两国对中国则是继续加强经济交流，并且坚持‘经济发展→社会变化→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这一政治反应会在中国发生的战略认同，并认为这一剧本的实现会给地区紧张局势带来缓和。但日美并没有认识到由于中国内部本身存在着其特有的结构性矛盾，西方这种剧本其实根本不可能实现，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

显然，从一开始，中国就不会沿着西方设定的“剧本”走。习近平上台后，更加坚定地走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十八大报告提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十九大报告提出供各国选择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无疑都是在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美国方面承诺的“四不一无意”，也即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既是对以往异想天开“剧本”的推翻，也是面对崛起的中国不得不展示的姿态。

针对中国在疫情之后内政外交方面的变化，阿南友亮在回应《香港01》记者提问时，提到了中国道路面临的两大困境和难题。其一是结构性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官民对立和社会稳定问题。“人口占比不多的新兴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拥护现在的体制，并与权力阶层连结，而人口数量庞大的一般底层民众的收入增长缓慢，始终无法出现质的变化，这就是目前中国出现的结构性贫富差距。”在阿南友亮看来，这种贫富差距所生成的不满，很容易导致官民对立，进而造成社会维稳成本的增加。

其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国内排外的民族主义增强。在阿南友亮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样的宏大叙事要求中国在战略上必须收复台湾、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南海的诸岛礁等“失地”。在这样的战略下，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舆论场中对外强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排外的民族主义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也是导致中国外交走上“强硬路线”的要因之一。同时这也使得中国与自身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各个伙伴国的关系变得很不稳定，反而给中国实现国家复兴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来应该是促进包容融合的改革开放，竟然在不断诱发排外和闭关锁国，这也让中国自身陷入两难，而类似的情况在清朝末年清政府主导的各项社会改革过程中也曾出现过，非常值得今人反思借鉴。”阿南友亮最后说。（旅日资深媒体人海鸣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