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说起：尚贤制是选举民主的替代选择吗
曾在内地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执教的香港大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数年前写过一本书《贤能政治》，一度引发了不少人对于政治尚贤制和中国政治模式的关注。该书的重点包括两部分，一是对一人一票选举民主的反思和批判，二是以中国政治模式作为分析对象，结合新加坡的精英政治，探讨政治尚贤制的积极意义和潜在问题。贝淡宁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民主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尚贤制实践中的优秀成果改善其民主制，尚贤国家可学习民主制的优良做法来改善其尚贤制。”抛开意识形态分歧，贝淡宁的反思和探索是有价值的，值得更多人接力思考。
“民主的四大缺陷”
贝淡宁在书中讨论了一人一票选举民主的四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多数派暴政”：非理性和追求自我利益的多数派，通过民主程序使用其权力压迫少数派，推行糟糕的政策。贝淡宁认为，大部分选民投票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但多数人不仅缺乏时间了解政治动态，而且缺乏动力去提升自身政治能力，会受到种种认知偏见的影响。这样的后果是民选政府将被非理性的多数人裹挟，无法防止糟糕政策的出现。
第二个缺陷是“少数派暴政”：拥有经济实力的小群体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发挥过大的影响力，要么阻碍符合公共利益的变革，要么游说决策者制定仅仅有利于该群体利益的政策。贝淡宁以美国为例，他说：“今天，资金雄厚和组织严密的少数派利益团体已具备一定实力，他们正在诸如环境管理、枪支管控、金融机构监管等议题上尽力反对相对弱小的多数派。”他提及企业、金融界通过政治游说来施加政策影响，从而让公共政策偏向少数有钱人，造成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
第三个缺陷是“选民共同体暴政”：如果选民的需求和不投票者的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如政府政策可能影响到子孙后代或外国人等不投票者的利益时，选民的需求总是具有优先权。贝淡宁说：“政治平等仅限于政治共同体的界线之内，界线之外的人则被忽略。”他揭示出民主国家对待选民利益和非选民利益的双标。
第四个缺陷是“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暴政”：选举民主并没有减缓社会冲突而是导致其日益恶化，从而使那些支持利用和谐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群体处于劣势。贝淡宁通过分析选举民主社会常见的“负面选举造势”（政治候选人和政党用虚假的指控抹黑选举竞争对手的策略）认为：“竞争性选举不会让支持社会和谐的人性中的善良发扬光大，而是将人性推向恶的方向，听任乃至鼓励将政治对手妖魔化。”
贝淡宁所概括的上述四个选举民主缺陷是客观现实。第一个缺陷、第三个缺陷、第四个缺陷，看似不同，实则有共同之处，即：多数选民存在非理性和自私自利的面向，以至于政治候选人和政党为了迎合或鼓动选民而滑向民粹，背离公平正义，陷入无底线竞争，沦为党争。这指向的是多数选民对于选举或民选政治的决定性影响力。第二个缺陷既和国家治理能力缺失有关，又与选举民主有关，指向的是选举民主非但未达成理念层面宣扬的政治平等，反而沦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庇护所。这样的话，第一个缺陷、第三个缺陷、第四个缺陷和第二个缺陷似乎便出现矛盾，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怎么同时兼有多数人决定和少数人操弄这两个矛盾缺陷？
这是贝淡宁书中未能展开却有必要厘清的问题。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唐斯（Anthony Downs）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给出了比较有意思的回答。唐斯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引入政治学，认为选民、政党、政府都在自利本性的驱使下权衡利弊得失。他认为，投票是需要立足于政治讯息，而劳动分工总是使处于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具有不同的获得讯息的能力及不同的获得讯息的要求，但所有的讯息都是有成本的，那些高收入的人能够比低收入者更好地获取讯息。
对于多数中低收入选民来说，他的选票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除非是关键少数，不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极低，但获取高质量的政治讯息是有成本的，因此他们通常缺乏强烈动机去进行政治知识的投资。这意味着相当大比例选民的投票行为将屈从于偶然看到的免费政治讯息或既有偏好，而不论他所看到的免费政治讯息或既有偏好是否合理。反之，少数富人或利益集团有足够的闲暇和资金去获取更多高质量的政治讯息，乃至雇佣掌握较多讯息或有能力的专业人士，进而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考虑到多数选民在许多比较复杂领域的无知，而有专长或有能力的少数富人和利益集团又持续进行游说，其结果必然是政府政策容易在不让多数选民发觉的情况下向少数富人或利益集团倾斜，进而令不平等植根于民主社会。
这里还涉及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被多数人选择的政治领导人要么缺乏强烈的动机去制止那些有可能偏袒少数富人和利益集团的政策，要么缺乏能力去识别和节制藏在少数利益集团冠冕堂皇说辞下的真实考量。关于动机层面，考虑到一个人从步入政坛那一天到他将来有一天退休，整个漫长生涯中往往与富人、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竞选过程中仰赖利益集团的支持，故除非是那种富有道德担当的政治领导人，不然的话，对于寻常有着自利动机的政治领导人来说，难以排除他们会在不明显得罪多数选民的情况下偏袒少数富人和利益集团的可能性。
关于能力层面，既然多数选民对于复杂而又专业的政治事务的了解十分有限，甚至充满偏见，那么，怎么保证他们选择的政治人物治理才能突出？这估计在相当程度上只能靠运气。为何近些年来西方选举民主社会的杰出政治家日渐稀少？为何连提出“历史的终结”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在感叹美国近些年来未再出现强大能干、能弥合撕裂的总统？归根结底是因为选举民主难以避免的民粹陷阱所致。既然如此，人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奉行选举民主的美国竟然贫富分化那么大。因为平庸的政客们缺乏足够的能力和道德担当去解决复杂问题。
这其实揭示出选举民主社会的一个根本悖论：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本是为了寻求公平正义，但因为现实中人和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知识和财富的分化，使得多数人选择的政治领导人在许多时候只是平庸而自利的政客，他们要么缺乏强烈的动机、要么缺乏强大的能力，去应对少数利益集团所施加的政治影响，进而造成新的不平等。
政治尚贤制是替代选择吗？
针对自己所提出的选举民主四个缺陷，贝淡宁分别给出了他认为的切实可行的替代选择。对于第一个缺陷“多数派暴政”，贝淡宁认为新加坡的贤能政治是替代选择。因为在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信奉精英政治，主张高薪招揽政治精英，让更有远见、更能把握共同体利益的政治精英治国。应该说，新加坡的贤能政治对于那些盲目迷信选举民主而忽视治理绩效的社会具有重要启发价值。但不应忽略的是，任何抛开体量来探讨替代选择的观点都有失公允。毕竟，体量的差异往往意味着问题复杂程度的指数级变化，而这背后又会牵涉诸多超出想象的现实变量。
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新加坡贤能政治的成功具有某种特殊性，未来能否长时间成功延续下去，存在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所推行的贤能政治是建立在选举民主之上，其成功既依赖于人民行动党持续不断地选拔和招揽人才，又依赖于新加坡多数民众对人民行动党的信任，其中关键是经历过李光耀时期的年长新加坡人对于取得惊人治理成绩的人民行动党发自肺腑的认可。但随着时间推移，如果人才选拔体制不能一如既往地选拔出最合适的政治精英，或者当未经历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人越来越多，他们误以为今日新加坡的成绩都是理所当然的，进而滋生出某种对于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的逆反心理，那么风险便来临。
李光耀说过：“选民结构改变的趋势，正毫不留情地冲击着我们……国家要往哪个方向走，将取决于新加坡年轻一代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无论选择什么，我敢肯定的是，新加坡一旦选出一个愚蠢的政府，我们就全完了。国家将会沉沦，化为乌有。”
对于第二个缺陷“少数派暴政”，贝淡宁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是切实可行的替代选择，因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能避免重大金融和经济危机。贝淡宁提及中国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所采取的措施，比如下派干部到贫困农村工作。应该说，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政治体制一个非常醒目的特征，多次在危机时刻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与不少民主国家孱弱的国家能力形成鲜明反差。但问题是，中国过于偏重国家能力这一维度，而法治和民主问责维度仍不尽人意。这从根本上导致了中国国家治理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机制，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自下而上机制，以至于在化解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社会的官僚主义问题、贪腐问题、层层加码和一刀切问题时面临极大困难，至今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对于第三个缺陷“选民共同体暴政”，贝淡宁认为切实可行的替代选择是新加坡的民选总统具有对可能危害子孙后代利益的政策企图的否决权。正如前文对于新加坡贤能政治与选举民主关系的分析，新加坡民选总统的否决权同样是建立在选举民主之上并受制于选举民主下存在自利、非理性、容易短视面向的多数选民。因此，新加坡民选总统的否决权能否真正发挥效果取决于新加坡贤能政治在未来的命运，而新加坡贤能政治的命运又取决于精英群体的作为和年轻选民今后的选择。
对于第四个缺陷“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暴政”，贝淡宁认为切实可行的替代选择是中国政治模式，因为在大多数中国公民眼里，中国是一个和谐社会。不过中国的和谐稳定既与长期以来政治秩序的排他性安排有关，又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进步、政府对于各阶层民意诉求相对有效的平衡整合密不可分。其中，政府对于各阶层民意诉求相对有效的平衡整合又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所展现的贤能政治面向。从长期来看，中国能否维持一个和谐社会，尤其是让社会稳定更具韧性，既在于能否长时间保持和扩大贤能政治的面向，规避权力任性和乱作为，又在于能不能建立一套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利益分配和表达机制。
关键在于贤能政治和民主问责的有效结合
贝淡宁对于政治尚贤制的倡导是合理的，就像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所说“以尚贤为政之本”，“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政治是高度复杂而专业的事情，今天社会又是一个高度劳动分工的社会，因此为政之道的关键在于开放政府职位，选贤与能。在这点上，不分中西。作为美国开国元勋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撰文论述过：“国家治理情况的好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责人如何。”
为何同样是昔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走向覆灭，而邓小平治下的中国却能成功通过改革崛起为全球大国？为何同样是选举民主国家，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时期和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时期有那么大差别？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政治人物的作用，在于治理国家的领导人是否贤能。
不过，贤能政治若想长久可持续，终究要和民主问责有效结合才行。正如邓小平说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民主问责是人类社会发现的一种约束和监督政治人物的有效机制。
70多年前，面对黄炎培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提问，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未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民主新路，但不能否认的是，民主问责依旧是今天中国应该努力的方向，区别只在于什么样形式的民主才是适宜的。总而言之，民主和贤能政治绝对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应该互相纠偏和制衡，探索新的组合方式，其最终所欲通往的方向应是贤能民主制。